对“新批评”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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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创作者，我写了不少评论文章，初步估算了一下大约有二百多万字。有时候觉得这与创作大致是一回事。我知道创作的极度艰辛，品评他人作品时也就极度谨慎。可是写过一些评论文字之后，又觉得这实在是不易，必须认真读过原作而且要有特别的艺术悟力、勇气和道德感。当然创作也同样需要这些。
　　综观自己的批评文字，痛感“新批评”的重要。所谓的“新”就是反思之后有所作为，就是对“原来”的强大改造。就自己而言，我又期待怎样的改变？
　　我发现在所有的文字中，自己写下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并不是很多，而大致是与文学关系不大的议论文字。它们依循了“三段论”的模式去推导诗与思，谈了过多的社会和道德、历史与思想之类，只没有进入语言艺术本身。这些文字在许多时候其实是用到随便哪一篇作品里都可以的，都无大错也都适用。不能从语言入手，再好的语言艺术也不能使人陶醉或微醺，更不要说细节，字里行间的幽默感、特异的气息与质地，都无暇顾及或根本就无力表述。这种倾向或习惯多少也来自我们几十年来继承的苏俄传统，而且是其中最不好的一面：抛弃了激动人心的诗意。“文革”时期的文学批评就是如此，基本上不谈文学，只谈其他，虽然其他也很重要。但文学批评始终是一个审美的过程，它首先应该是文学的，而后才是其他。今天与“文革”中的“打棍子”大为不同了，多的是赞扬，但使用的基本方法还是一样的，即仍然与文学审美无关。我受这种传统风气的熏染甚重。
　　其次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使性子。这在许多时候代替了自己的见地，因为偏要说出不同的意见甚至是尖锐逼人的观点，就一定会离开文本实质。这种对自己毫无理由的放大，其实正是一种自我缩小，是事后觉得极无价值的文字渲染，十分廉价。
　　再其次是过多地听“风头”看“行市”，不由自主或直接接受文学之外的因素。我的评论文字要顾忌和受制于所谓的“影响”之类，不得不受“势”的制约，比如以国外的反映和受众多寡为凭。依附强势是最不堪的人格痼疾，但既要评价与言说，也就在所难免。这仿佛给了我忽略文本以至于颠倒黑白的理由和底气。
　　再再其次是以文辞代替见识。毕竟写了三四十年，舶来的技术与方法、组织文字与巧言的能力常常是具备的，但这种优势许多时候又阻碍我进一步走向真实。有人会把评论文章的言辞机巧、时髦术语的娴熟视为价值的一部分，甚至可以多少掩盖审美力的缺失、立论的苍白和无观点无立场的虚弱。组织词汇的能力与一言中的的准确，更有意志坚定的指辩、敏锐精微的感悟不能混淆，这二者虽然并不矛盾，却也常常并不统一。其实为了说出一个真实、表达一种立场，朴实无华的语言有可能是更好的。
　　我知道文学审美是极其复杂的一种工作，它充斥悖论，一言难尽。但我更知道这全都不是原谅自己的理由。着手一部文学作品，首先还是要从语言、思想、精神诸方面入手，任何省略和弃置都是可怕的。回顾从事创作和批评的缘由，当初一切都是出于莫名的深爱。既然如此，那么每一次对于粗俗滥制的称道和肯定、对于恶意污秽的跟从或模糊苟且，都是对于原初出发之地、对于一种深爱的背叛。最后这两个字沉甸甸的，却道出了实情。我想，大话是容易的，坚持是困难的，底线是清楚的。不过在自己长达几百万言的批评文字中，倘若只有一小部分挺拔清澈的存在，那么我今后就要继续和发展这一部分，而不是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