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dzb.gzmzb.com/upload/2016-03-18/image/20160317163142_4883.jpg小说家曾剑专辑（《贵州民族报》3月17日专版推" />
曾 剑：玫瑰色的霞光包围着我
2006年初，我决定写一部以战争年代文工团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时，我遇到了困难。我没有书房。白天上班，晚上家人看电视，很闹。我试着清晨起来写。清晨敲击电脑的声响，还是影响家人。
好在我有个单位，辽西某人武部，我在那个团职单位当科长。大别山走来的农家孩子，这官不小了。
我每天早五点半起床，步行半个小时到单位，六点开始写作，七点半，我在单位外的小吃店吃早餐。我自带碗筷，不用一次性筷子，既卫生，也不糟蹋树。我心疼树。
八点我上班，不写作，忙单位的事务。我就这么坚持了三年，一天写上几百字，像蜗牛似的缓慢前行。写《枪炮与玫瑰》，是挑战自我。在此之前，我从没写过长篇，即便是中短篇，也都是自己熟知的生活。战争题材对于我，完全是陌生的。我写得很辛苦，但我终于完成了我的首个长篇。书中的宋春来和杨秋花，不是某个具体的人，他们是两个综合的人物形象。书中很多地方写到死亡，我不是要刻意要让他们死去，但死亡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无处不在。我不是故意让可爱的刘磨拴死去，事实是，他真的死了。当我在我们集团军军史馆翻阅资料时，面对厚厚一摞烈士名单，我的血凝滞了他们中就有很多战士才十五六岁。他们牺牲了，竟然连掩埋的地方都无从知晓。我写他们，是要让人们记住他们，记住这支英雄的部队里的这个特殊的团队。
书写完了，接着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且在新浪网连载，但我不知道它最终的命运。但不管结局如何，对我来说，写完了就是胜利。写长篇真的很难，需要耐力、毅力，耗人心血。写完这个长篇后，我尊重每一位完成过长篇的写作者，无论他的长篇质量如何，他完成了它，就是完成了一个马拉松。
在这马拉松式的创作过程中，我几次几乎要放弃。可一到第二天清晨，我沿着中华大街走向市东郊的单位时，我看见东方那轮朝阳，被玫瑰色的霞光包围着，那么明亮，那么美丽，那么强烈地诱惑着我，我于是浑身又有了力量。我想，即便我真的是一只蜗牛，在我前面，又有那么多善跑的文学精英，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时间不是还早么，太阳不是刚刚出来么。有了时间，就有了一切。我同时觉得，一部好的作品对于我，也像太阳一样，离我那么遥远，但是，只要我前进一步，就是离它近了一步。
清晨很静，中华大街道上只有我一人。但我从来不是孤独的，我脑子里会涌现出书中的人物，我会与他们对话，于是，昨日没打开的思路，在那一刻豁然亮开。
有时，我眼前会浮现很多老师和朋友的身影。感谢志愿军老文工团员胡华老人，是他的一篇《诗情画意忆当年》的散文，让我热泪盈眶，并萌发了写《枪炮与玫瑰》的念头；感谢接受我采访的四十军老一代文工团员们，我原本只想写成一个中篇，是他们的讲述，增添我这篇小说的内容和细节。他们是：胡华、祁本宁、吴庆平、候雅莉、刘桂荣、李伦、付若菁、冷冬霜、卞国泰、刘福印、闫世禄、王成义、瞿明珠、李挺、王德元、孔繁有、柳荫堤、苗伟、许剑波、闫林、田娜、秦翠华等。
感谢所有在我的文学道路上，给予我帮助和鼓励的老师和朋友们。
最后，我要衷心感谢我的家人，我的爱人。我每天清晨，一走了之，把家务留给爱人。我告诉她，我好好写作，为的是有一天让她过上好日子。我的话更像是一个谎言，纯文学并没给我带来多少经济收入，她过上好日子这一天迟迟没有来到，但我在坚持，她也在等待。我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入，她能等待多久。我有清晨那一轮朝阳，她呢？
作家档案：
曾剑：湖北红安人，
1990年入伍。先后在《人民文学》《青年文学》《十月》《解放军文艺》等文学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二百余万字，出版长篇小说《枪炮与玫瑰》。获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文艺作品奖、全军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一等奖、辽宁文学奖、《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
温情叙事与诗意表达
——与曾剑对话
作者：徐艺嘉 版面：第B2版 制作：高小明 时间：2016-03-18
徐艺嘉：读你的作品，发现你的文学之路是从基层连队起步的。受部队文化浸润成长起来的作家大都在作品中表现出鲜明的军营特色。你个人的文学是如何起步的？在你看来，部队文化对你的小说产生怎样的影响？
曾
剑：你说得很对，我的文学之路，的确始于基层连队。我的文学启蒙始自《解放军文艺》，连队图书室每一期的《解放军文艺》都是我的期盼。我后来写了一篇小说，《循着父亲的目光远行》，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得到王瑛老师的赞许，获了全军优秀文艺作品奖，这与我第一次看《解放军文艺》，已过去了十五个年头。旅程如此漫长，但却倍感温暖。
“不要跟风，别人写什么你就写什么。写现在的兵，写他们当下的军营生活，写你一个农家军人对军营独特的感受。”在全军中短篇小说笔会上，王瑛老师的话对我们业余作者是个启示。于是，我就有了获奖小说《士官的白天和夜晚》。后来又有了《一路同行》《军营：我走了》《花开四季》《饭堂哨兵》。
我想，如果我不当兵，我或许不会搞写作。但是，我从军了，激情燃烧的军营生活，让我慢慢有了书写的冲动。我在用笔述说中，忘却自己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的困境与艰辛、宭迫与尴尬。
徐艺嘉：你的小说主人公选取的都是底层角色，讲述的也是寻常生活。《故事平淡》《士官的白天和夜晚》《饭堂哨兵》《“长工”麻三喜的壮举》等等。从这些标题中就可窥见你关注的对象大多是普通的兵或是打工者，为何把这些底层小人物作为书写对象？
曾
剑：这与我的写作特点有关。我不是一个有才华的作家，我是一个写生活的人（我并非说写生活的人就没有才华，比喻海明威，把他经历的生活写得如此撼人心魄）。我从来不懂写作技巧，不讲究文本，就是写长篇我也不会列提纲。我不懂写作理论。我的所有书写（除了报告文学）都是自发的，是生活中有这样一个人，引起我的好感、或者同情，甚至怜悯。于是，有一天清晨，他就跳跃在我的笔下。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我做到了。让读者有陌生感，我正在努力。我选择底层人，写底层人，是因为我其实一直生活在底层，我身边就是他们。你让我写省委书记，写将军，我肯定写不了，至少写得不像，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生活，每天都干一些啥。他们的生活对我来说太陌生。我无法写起来熟悉而同时给人陌生感。
说到陌生感，我这里要提到两位作家，一个是辽宁作家谢友鄞，他是我创作路上的老师，我经常上他那儿坐一坐。他认为，我写部队的作品，写得好，有滋味，小说味道浓。而我们中夙主任，则认为我的军旅题材写得有“匠气”，某些文字浮于表面，而一写我那个“竹林湾”，就活了，能窥见我血液里的东西。我觉得他们两人的评价都很有道理，但我想，这其中也有一个陌生感的问题。谢老师没当过兵，对军营生活不熟悉，我写军营，他觉得新鲜；而中夙主任，从小生活在城市，后来入军营，对乡村生活不是太熟悉，对我笔下的乡村人物和事件，觉得陌生，觉得有些趣味。这是我文学创作道路上给我帮助最大的两个人，他们的意见对我很重要，我无法取舍，于是，乡土和军旅题材兼而写之。
徐艺嘉：你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是失落的，笔墨重在表现他们的“生存”状态，而非“生活”。在小说里，对诸如哨兵、士官、黑鱼和一批农村到城市的打工者来说，他们是受压抑的群体，生存空间逼仄，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小心翼翼地经营得不到伸展的一小方天地。你似乎深谙这些人的心理，能否谈谈这种创作倾向的形成。
曾
剑：我创作这类小说，其实源于对这类人的同情乃至怜悯。你说得很对，我笔下的很多主人公，他们的“生存”状态，而非“生活”。因为现实如此，很多人真是只是“活着”，为“生存”而忙碌，而非“生活”，在这个浮躁的，高压力高强度的社会，“生活”真的是一件很奢侈的事。他们无法享受生活，只是为生存而奔波，艰难地活着。
我写这些底层人，说白了还是因为我熟悉这些人的生活。《饭堂哨兵》里的哨兵想转士官，《士官的白天和夜晚》里的士官想提干，《午夜飞翔》里的黑鱼，想挣得一笔钱，都是想解决“生存”的问题，或者说能更好地“生活”。但现实中，他们都未能如愿。《午夜飞翔》来源于我的一段真实经历。在高中一年级到高中二年级之间的那个暑假，我出去打工，坚持自己挣学费。南方暑假长，两个多月，白天干，黑夜里也干，有时干到十一二点，有时得上到二十多层高的楼顶，搬运隔热砖，没有保险措施。两个月下来，算账时，包工头只给五十块钱，说工资不高，我说，再不高，也不只这些钱。他说我挣的钱都让我吃了。的确，他们管饭，扣伙食费，但我们也没吃大鱼大肉，山珍海味呀。没办法，干不过人家，只得认了。好在这段经历写成小说，被几家刊物转载，加之原发刊物，稿费挣了五六千，算是把那个工钱还是挣回来了。现在的农民工，状况要好一些，但是，到底有多好，怕也是个问号。
徐艺嘉：你的小说语言洗练、不拖沓，善用白描，几乎看不到特意刻画。同时对词汇的运用又是脚踏实地的，读者能感到一种“钝感”。对于小说语言，你是如何理解和看待的？
曾
剑：说到语言，我当排长的驻地是阜新，阜新文化局有一位作家，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谢友鄞老师。我去拜访他，向他请教。他是我见过的当代作家中，最讲究语言的，精雕细凿。他的作品里，绝不允许多余的“的、地、得；着、了、个”，我永远也学不来。另外，我喜欢废名，他是我们湖北作家。废名的作品，看似简单，白描手法，表面如散文一般好读，却是蕴含哲学意味的，有些地方还读不懂。我喜欢萧红，汪曾祺这些人或者他们的作品，影响过我的语言。当然，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风格，是模仿不了的，也没有必要去模仿。我要做的，是在向他们学习的同时，跳出来，让自己的语言有特点，活起来。关于这一点，我做得还很不够。我认为，作为文学作品，语言是载体，是第一要素。就小说而言，故事非常重要，但要让最恰当的语言推动他走。
我喜欢简洁的语言，喜欢短句子，但这绝非一成不变。我认为长篇还是需要穿插一些长句子的。这两年很火的《繁花》，全部是简练的语言，方言，短句子。这是个特例，而且，他整部书的故事，并没有完全的联系，像无数个短篇连缀而成。他自己也说，是“一万个精彩的故事”。而这样的长篇，从头到尾，逐字逐句看下去的人，恐怕也不会太多。大多都会选看一些章节，以“一斑窥豹”，“一叶知秋”。在长篇小说里，适当地用一些长句子，运用概括性转换性的语言，像电影里的长镜头一样，这样，避免读者的视觉疲劳。莫言的小说，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有意用这样的长句子，效果就非常绝妙。
徐艺嘉：和语言的简洁不同，你小说中的“情结”很浓郁，且带有某种诗意的象征，构成了不少小说的主题。比如《循着父亲的目光远行》，父亲对北京的向往和从军的痴恋是一家三个兄弟从军的原因，也是“我”在部队一步步向前攀升的动力。十年如一日地磨砺着自己，终于如愿当上了军官；《故事平淡》中的剪头兵苏橘和《饭堂哨兵》都寄托着一个可以上战场当一个真正军人的英雄梦；《再见黑水》《小汉口》都写到了男人为了追求现实中更好的生活而陷入情感纠葛……这些人物对于更高标准生活的欲望那么强烈，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失落和压抑是由于欲望本身造成的。能否就这个问题谈谈？
曾
剑：人往高处走，这是人之常情，是现实存在。这种欲望无可厚非。但是，任何东西有个度。比如《循着父亲的目光远行》里“父亲”，《故事平淡》中的剪头兵苏橘，《饭堂哨兵》里的哨兵，都是一种美好的欲望，这种欲望，是积极的，催人上进的。而《再见黑水》里的“我”，和《小汉口》里的主人公“刘学盛”，都写到了男人为了追求现实中更好的生活而陷入情感纠葛。我虽然写了这样的故事，我是不赞成这样的做法。我其实不喜欢后面两部作品里的主人公，不喜欢为什么还要写？就像莫言的小说一样。我非常喜欢他的小说，十几年以前刚看文学作品就喜欢他的东西，而非获奖之后。他的所有书我都有。他的作品，也写贪官，腐败，阴暗，但他的作品里，会暗示这种东西是错误的。也就是说，他的东西，有一种暗语，一种导向，还是有阳光的。只不过，阳光在一个角落，你要越过这个墙角的阴暗，才能找到阳光。我写这样的小说，用意也在此。
徐艺嘉：本届鲁奖你的参评作品是《穿军装的牧马人》，写一个在部队放马十二年，一个“穿军装的牧民”在极端恶劣条件下与马群的感情，读来真挚感人。另一篇小说《冰排上的哨所》讲的是一群戍边官兵的艰苦生活，同样扣人心弦。在这两篇小说之中，其他小说中存在的注重表现作者本我的色彩逐渐淡去，而是以清淡的笔调写出了人的超然。能否谈谈这种转变？当小说中心和主题从逐渐“本我”向“他者”转移，是否达到了对以往作品的超越？
曾
剑：这两篇作品，写的的确不是我，不是我熟悉的生活。先说《冰排上的哨所》吧，这样的哨所，在我们战区的确存在，先是新闻记者去写，然后报道。首长对这个哨所很满意，但他们认为新闻报道不足以表达哨所的深度。他认为应该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于是我奉命前往。
小说发表后，有评论家说我有小说里提出了“我是谁”的问题。其实，我不是有意提出的，我还没这个思想高度，这话都是那个放马的兵的原话。他说，当他在这边吃苦，那边对象认为他“就是一个穿着军装的农民”，跟他黄了时，他特别委屈，特别难受，他就在雪地里哭，跟着马群哭，一路哭了好几里地，面对马群问：“我为什么来当兵，我当兵来为什么？”他不想当放马的兵，可是，他又不忍心让马饿着，饿着他心疼。他想走，离开连队，可年底，真面临走与留，他竟然还舍不得他的马。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唯一的男孩，老父亲去世，他竟然没能回去看一眼。我在乡村放过牛，但没有放过马。我不知道，马在冬天还要去放牧，还要路雪地里的高粱茬。我采访他时，他是从雪地里，匆匆把马赶到马棚的。他的脸冻得像“高原红”，这样的兵，太不容易了。他跟我谈这些事的时候，强忍着笑，但眼里挂着泪。他当时很冷，靠着暖气包，我看见他冬季迷彩裤上，冰正融化成水，往地上滴落。我的眼泪也从睫毛上滚落。我想，作为一个军旅作家，这样的兵我们不写，那么，我们该写谁？
边防兵不容易，艰苦是其次，主要是寂寞，无聊。刚到部队，一看，江对面，或路那边，就是外国，好像很新鲜，可是，一天两天新鲜过后，就觉得没意思。我理解他们，我还要写边防哨所。他们值得抒写，无需拔高，原生态地写出来，就是一篇感人的作品。
《穿军装的牧马人》在《解放军文艺》首发，被《小说选刊》《新华文摘》转载，收入几种年底选本，入选茅台杯《小说选刊》获奖优秀作品集。《文艺版》发表了专题评论文章，赞许这篇小说是一股“挺立的精神力量”。小说给我带来了一定的声誉，这是我深入边防采访的结果，也得益于我在这片贫瘠的路上，寂寞坚守。但我不认为这个短篇，是我小说创作上的一个超越，它只说明我碰到了一个好的题材，只证明我往前迈了很小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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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19 23:39: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