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最短的长篇喜悦了另一种经验和丰收

作者：文学报记者何  晶  原载：《文学报》2016年1月14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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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前一夏无雨，认为凶岁，在西安城南的一个出租屋里，我的老乡给我诉苦。……人走了，他说，又回，回那里去了。他说的人，就是他的女儿，初中辍学后从老家来西安和收捡破烂的父母仅生活了一年，便被人拐卖了。他们整整三年都在寻找，好不容易经公安人员解救回来，半年后女儿却又去了被拐卖的那个地方。”这是贾平凹新作《极花》的故事原型，十年里，他没给任何人说过，但这件事像刀子一样刻在他的心里，“每每一想起来，就觉得那刀子还在往深处刻”。十年后的现在，这个故事化为十五万字的长篇小说，刊载于2016年首期《人民文学》，延续着贾平凹的乡村叙事。
　　“极花”是小说中村子里的一种植物，有点像冬虫夏草，村子里的人用极花仿冒冬虫夏草去卖。这似乎也是对女主人公胡蝶的命运的一种隐喻：为了乡村的繁衍、光棍的需求被拐卖。这样的故事在中国的乡村不断上演。出身于农村的贾平凹曾经认为，“农村的事我没有不知道的”，但十年前从公安局了解到的一个数字却让他“目瞪口呆”，“这个城市（西安）每年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无法得知，因为是不是被拐卖难以确认，但确凿的，备案的失踪人口近约数千人”，“社会在进步文明着，怎么还有这样的荒唐和野蛮？”
　　拐卖自然是残暴的，贾平凹最初听到时非常激愤和悲哀，后来知道了更多详情，他的感受却复杂起来，“拐卖是残暴的，必须打击，但在打击拐卖的一次一次行动中，重判着那些罪恶的人贩，表彰着那些英雄的公安，可还有谁理会城市夺去了农村的财富，夺去了农村的劳力，也夺去了农村的女人。谁理会窝在农村的那些男人在残山剩水中的瓜蔓上，成了一层开着的不结瓜的谎花。或许，他们就是中国最后的农村，或许，他们就是最后的光棍”。
　　也许正因为此，他没有将《极花》纯粹写成一个拐卖妇女儿童的故事。“这个年代中国发生的案件太多太多，别的案件可能比拐卖更离奇和凶残”，他关注的是：“城市在怎样地肥大了而农村在怎样地凋敝着，我老乡的女儿被拐卖到的小地方到底怎样，那里坍塌了什么，流失了什么，还活着的一群人是懦弱还是强狠，是可怜还是可恨，是如富士山一样常年驻雪的冰冷，还是它仍是一座活的火山。”
　　贾平凹在采访中曾经表达了对于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的忧虑：“农村的凋敝值得注意。一般而言，有四条线共同在村子起作用，一是基层政权，一是法律，一是宗教信仰，一是家族。但现在这些东西都起了变化，庙没有了，家族关系淡了，法律也因为地方偏僻而显得松懈，各种组织又不健全，这些导致了农村的无序，大量的人往城市涌，在这过程中发生了好多奇特的事。政府是很重视新农村建设的，但农村里没有了年轻人，靠那些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去建设吗?我们经常在一些农村看到集中盖起来的漂亮房子，但那些地方基本上是离城近，自然生态好的。稍微偏远些的村子，是没有那个能力的。”
　　这似乎注定他难以单纯站在某一方来判断是非，小说里他对被拐卖的胡蝶同情，但对于生活在圪梁村的男性的家庭，他的情感同样复杂。复杂的人性，人生的悲哀，生命的美丽，贾平凹不渲染生活的残酷，残酷之外有温暖。“我们弄文学的，尤其在这个时候弄文学，社会上总有非议我们的作品里阴暗的东西太多，批判的主题太过。大转型期的社会有太多的矛盾、冲突、荒唐、焦虑，文学里当然就有太多的揭露、批判、怀疑、追问，生在这个年代就生成了作家的这样的品种，这样品种的作家必然就有了这样品种的作品。却又想，我们的作品里，尤其小说里，写恶的东西都能写到极端，而写善却从未写到极致？”
　　现实如此丰富、离奇，来势凶猛，作家如何用文字来承载这个无比巨大的中国故事，“拿碗在瀑布下接水”，贾平凹说出这样的比喻。他寻求写作的方式，“现在小说，有太多的写法，似乎正兴时一种用笔很狠地、很极端地叙述。这可能更合宜于这个年代的阅读吧，但我却就是不行。我一直以为我的写作与水墨画有关，以水墨而文学，文学是水墨的”。水墨画的本质是写意，即是通过艺术的笔触展现艺术家长期的艺术训练和自我修养凝结而成的个人才气，“写意既不是理性的，又不是非理性的，但它是真实的，不是概念”。《极花》里少意象，少荒诞，展现的生活场景深重清浅、留白空隙，无疑确如他所说，是“水墨画”的。
　　经过2014年漫长冬季的准备，2015年夏天来临时，他动笔写下《极花》。“我喜欢在夏天里写作，我不怕热，似乎我是一个热气球，越热越容易飞起来。”他说其实不是自己在写，“是我让那个可怜的叫着胡蝶的被拐卖来的女子在唠叨”。而他原本以为要四十万字篇幅完成的小说，十五万字就结束了，“兴许是这个故事并不复杂，兴许是我的年纪大了，不愿她说个不休，该用减法而不用加法。十五万字好呀，试图着把一切过程都隐去，试图着逃出以往的叙述习惯，它成了我最短的一个长篇，竟也让我喜悦了另一种的经验和丰收。”
　　十五万字画上句号，西安落下整个夏天最厚的一场雨，在思绪如尘一样乱钻里，贾平凹突然想起苏轼的两句诗，“沧海何尝断地脉，半崖从此破天荒”，“一些问题由来已久，很深重，覆盖面很广，但总会有合适的人和政策以及时机，去真正解决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