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朱镛从昭通来昆明开会，临走时给我打电话，他说昆昭高速修通了，自己开车，三个半到四个小时就可以从昆明到昭通了。

朱镛总是在笑，露出被烟熏得微黄的牙齿笑。许多时候我想问他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事情发生吗？还是你觉得这个世界很可笑？几次话到嘴边，看到他皮笑肉不笑的表情，只得欲言又止。

评论家艾自由说：“朱镛是昭通作家群中比较有发展潜力的70后作家，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生活压力比较大的社会里，无论读书还是创作都是杜绝心浮气躁的。生活中的朱镛内向腼腆、颇有儒雅风度。因为把文学当成自己的一种信仰，就一直在文学之路上痛并快乐着。”艾先生对朱镛的印象描述契合我心。

和朱镛做兄弟很多年了，从来没有见过他藏否过人。

文学圈子向来都不是个干净的地方，朱镛身处其中却能独善其身，足以见得他的品性高洁。

第一次和朱镛见面的具体时间我记不得了。

那年，我到昭通参加电视台的“新闻年会”，那也是我第一次到昭通。中午休会，夏天敏老师请我吃昭通菜，席间认识一拨热情洋溢的昭通作家诗人，杯来盏去就喝高了。被人扶回酒店醒酒，酒醒后顺手翻了翻酒店免费赠阅的杂志。看见朱镛这个名字时，我顺手打了个电话。

二十多分钟后，朱镛来酒店将我带到他们编辑部，促膝长谈，把酒言欢。

而这之前，我只是和他通过电话，零星地在杂志上读过他的一些文字。其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篇写他患小儿麻痹症的哥哥的散文，标题就叫《哥，别痛》。

离开昭通，朱镛送了我两本他的作品，小说集《小巷里的茶馆》和散文集《奔跑的速度》。看着光洁的扉页，我说朱镛，咋不给我签个名呢？朱镛笑：“咱两兄弟，还要这么装吗？”

（二）

行文至此，问题来了。你要问：朱镛是谁？朱镛何许人也？好吧，好吧，我现在告诉你：朱镛，云南昭阳区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第七次全国青创会代表。在国家、省级等刊物发表作品，曾获云南省作协创作奖，全球华文母爱主题奖，首届滇东文学奖等奖项，第二届《百家》文学奖。出版小说、散文集共四部。首届鲁迅文学院西南六省区市青年作家班学员。

微醺的朱镛耷拉着脑袋，指间的香烟燃烧后，留下弯曲的灰白色的灰烬：“这咋说呢？从我初中毕业说起吧，那时刚好是1990年代初，农村很贫穷。我初中毕业时，没有考上中专或师范，还要读书就只有读高中。高中是不可能去读的，因为家里穷，高中是三年时间嘛，考不起大学又怎么办？那就意味着白白地拉钱掖帐浪费三年时间又浪费钱，最后还是得回到家里种地。”

朱镛很快发现体弱瘦小的自己根本当不了一个种庄稼的能手。“还有我发现种地种的再好，实际上除了勉强吃饱就刨不出多余的东西。我想做生意赚钱。我东拼西凑，凑到了50块钱，贩卖过大白菜，雇拖拉机拉到山区市场去卖。两分钱一斤的大白菜，拉到了山里的乡场可以卖五分一斤。也就是说一斤白菜可以找三分钱，但是，一转下来，除了损烂的菜叶、车辆运费开支和菜的成本外，没赚也没折本。坚持跑了几转，还好，从来没有贴过本。有时可以赚1块，或者2块，我记得最好的一次赚了5块钱。5块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我很激动。”

“后来，我贩卖过西瓜，还是拉到山里买。在当时，那些人看着西瓜不知怎么吃，他们第一次见到西瓜，问我是不是拿回去煮了吃。当时觉得很好笑，现在觉得很心酸的。我告诉他们西瓜是生吃的，买了就可以吃了。有人就开张称了一斤吃起来，说好吃，就不断地有人来称了尝。第一次，一车西瓜一场街子天就是用刀子化开就卖完了。那次就了不起了，我全部赚了二十块钱，我高兴疯了。结果到第二场街子天的时候，我又拉了一手扶拖拉机去，你完全想象不到的是，我亏得要命，简直一塌糊涂。除了头场街子天还没买到过的人偶而买掉二三十斤，就再也卖不出去了，原因是他们都说尝下新鲜就行了，那种东西又吃不饱肚子。所以，快到散场了一车西瓜几乎还在满的。最后，只有贴着本一斤洋芋换一斤西瓜，连路的换着洋芋回家来，拿了喂猪。”朱镛抬起头来，似笑非笑地给自己续上烟。

（三）

赔完做生意的本钱后，朱镛和村子里的人一道进昭通城打工。

“在城里，我们村子里有一个人在城里蹬三轮车，我就去找他，跟着他当三轮车夫，他白天拉人，晚上我就把他的三轮车租来跑晚上。本来挣钱还是容易，一晚上可以挣到十多块，生意好时可以挣到二十来块，但是，晚上拉到的人形形色色的都有，我有一次就拉了三个人，三个青年人，他们让我拉到盐巴仓库的的一条巷子里，结果刚进去一小截，我就停下车了，原因是有两把亮晃晃的刀子架在了我的脖子上，我不得不停下车。后来那些人让我把身上的钱全部掏出来，但那天晚上生意不好，十点过了，我身上只有三块钱，我说没有，他们就搜身，结果只搜出了三块钱抢着去了。我被吓得够呛，直到他们走远了，我才反应过来赶紧蹬着车从巷子出来。

被抢劫后，朱镛就没再蹬三轮车了。

因为蹬三轮车，朱镛认识了一帮形形色色的车夫。“我就与那些所谓的‘跳社会’或者‘玩江湖’的人厮混在一起，我的目的是想找到那三个我认为的强盗。结果与他们混了一段时间，才发现，他们也一样的在干着打人抢人的勾当。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一帮人在路上把一个乡下进城的老者身上的二十块钱‘下’掉。我的内心一下疼痛起来，那个乡下来的老者让我想到了我在乡下的父亲。后来我说我肚子疼，让他们给我三十块钱去看病，他们给了我，等他们走远了，我又悄悄地把钱拿回去还给那个老者。很快地，我便离开了那些人。”

 饱尝人世的艰辛，历经人间的冷暖后，少年朱镛决定回到学校。

次年，朱镛如愿考上了昭通师范学校。

“毕业后，我被分在一所山区小学。那里刚刚通电，大部分是当地的老师。学生放学后，当地的老师和学生都回家了，学校里只有两三个外边的老师在里面。我觉得人处在青春的时候实际是怕安静的。因为那时学生放学后，学校里就很安静，我们在学校里做了饭吃后就只有呆在宿舍里，又没有电视，没有其它娱乐，除了批改作业本备课就觉得很无聊。书也很少看，因为要看一本书只有到城里头去买。”

（四）

“2003年，我调到了离我家很近的一个学校，我在家里吃饭，可以省下一些钱了，经常去买书来读。自己也就喜欢上了写作。”

作为“文学新人”，朱镛一出手便让各路“高人”侧目。

2006年，《青年文学》杂志编辑部主任雪媛在评介朱镛的短篇小说《仲熊》时，不吝溢美之词：“无论与事还是与人，作者对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农民，表现出无比的悲悯与同情。

朱镛的写作姿态是扎实沉稳的，我们也由此感受到他独到和鲜活的生命体验和感觉。他的经验使他不自觉地进入了仲熊们的世界，他的困惑，以及困惑后的挣扎努力，都留在了这篇文章的字里行间。”

《滇池》杂志刊发发朱镛的作品《围捕》时，在推荐语中写道：“他的短篇小说《围捕》，以一个刑满释放者回乡为题材，近乎魔幻而又处处逼近细节的叙事，让我们倍生生之谓叹，一种白茫茫的心境，弥漫不散……

“事实上，我从2003年开始写作，写散文，我的第一篇作品《生命中的一部分》在云南日报发表，是写我自己读书期间打工的一段苦难生活。”朱镛说，“我是2006年开始写小说的。我认为，散文的语言表达更直接和朴实，当然也是我继续磨练语言的一种途径。散文语言和小说语言都要美，但还是各不相同。小说语言有些像我们在泥滑的路上走，如果没摩擦，就会打滑，或者走不稳。”朱镛又一次露出他微黄的牙齿。

对朱镛风头正劲的写作，评论家连篇累牍地为他叫好。

作为惺惺相惜的兄弟，我在朱镛的文字中读到的，更多的是大地的疼痛，是透过文字背后人世间的悲苦与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