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居加拿大的薛忆沩是近几年华语文坛相当活跃的作家，“重写旧作”和“优质批发”成了他备受瞩目的新常态。2015年，他延续着三年来的辉煌，又有五部文体各异的作品在国内相继出版，分别是访谈录《薛忆沩对话薛忆沩——“异类”的文学之路》、小说集《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及由三联书店即将推出的“薛忆沩文丛”——新版的读书随笔集《文学的祖国》、《与马可·波罗同行》和小说精选集《与狂风一起旅行》。

　　随着新作的推广，薛忆沩陆续在暨南大学图书馆、深圳大学、佛山大学，还有深圳中心书城、深圳西西弗书店、广州唐宁书店、长沙德思勤书店等地做了多场关于阅读和创作的演讲。他说文学不是他的选择，而是他的宿命—— 

　　海量阅读与重温经典：超越分心的时代

　　我平时阅读主要是用英文来阅读。不仅其他语种的作家是通过英译本来读，甚至有些国内作品都是读英译本。我阅读的范围非常广，相关的有文学、历史和哲学等等，不相关的包括棋谱和菜谱。

　　我不大认同一些“公认”的好书坏书的标准。《遗弃》的主人公曾经说好书必须是薄的书，因为它们方便读者的重读。我认同这种标准，所以我比较喜欢卡尔维诺和加缪这样的作家，我自己的每一本书都不太厚。很薄的书也可能有很丰富的内容。当然，这不是绝对的标准。我喜欢的《堂吉诃德》和《尤利西斯》就都是“大部头”。

　　我觉得有让读者受益的内容的书就是好书。我对自己和自己的书都有苛刻的要求，但是我相信一个好的读者对书不会苛求，对作家也不会苛求。还有，一本好书呈现的不仅仅是好的内容，还有作家好的写作态度。这种好的态度非常重要。

　　我不会受“现实主义”、“女权主义”一类固定标签的影响，总是从文字本身去感受写作和阅读的奥秘。跳过那些无聊的标签是很重要的。反复重读经典能够建立阅读者的审美秩序。

　　王尔德在一百多年前就对人类写作和阅读的历史作过幽默的总结：他说以前是少数人写书，多数人读书；后来是很多人写书，少数人读书；将来是所有人都写书，没有人读书。今天离他说的“将来”还有多远？记得钱钟书先生在第一次走进美国的国会图书馆时，面对汗牛充栋的著作，也发出过“不要再写”的感叹。

　　我们生活在一个“分心”的时代，当我们去参加婚礼的时候，我们关心的经常是新人的房子和车子，而不是婚姻本身；当我们在谈论某国新当选的首相的时候，我们谈论的经常是他或者她的颜值或者身家，而不是他的政见或者抱负……这分心的时代塑造了今天的阅读。我们很容易受一些与文本关系不大的因素的干扰，比如一本书的销量和作者的噱头，等等。

　　今天的阅读环境确实变了。碎片化阅读也许并不是问题。如果能够专注于同一块碎片，能够精读一段话甚至一个词，碎片化又有什么关系呢？现在的问题是人已经不能专注，这是比“碎片化”更严重的问题。其实，有许多碎片是胜过一本完整的书：比如《百年孤独》的第一段，比如赫拉克利特的那句名言——“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直达内心与底层哲学：拒绝错位的标签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总是尽量扫除外部世界的障碍，将叙述带进人物的内心。我的“简约”和“节制”是这种自觉的反映。我对语言的高度重视也与这种自觉关系密切。因为与粗糙的外部世界相比，内心的迷宫极为复杂又极为精致，写作者必须对语言极为小心：在进入内心的密道上，一个错误的措词完全有可能导致整个叙述的错乱。《十二月三十一日》也是我谨慎地操纵语言的一个代表。其实，受《空巢》写作经验的影响，我已经开始尝试在叙述过程中调用更多的“事件”

　　和“行动”，比较两个重写版与原版的区别就很容易看到这一点。而在新写的《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里，“事件”和“行动”的含量就更高了。但是，对世俗行动的叙述在我的作品里仍然保持着“优雅的气质”。这很重要。在我看来，“优雅”是文学最基本的“气质”。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七十年代度过的。那是充满了生活气息又充满了戏剧性的年代。有将近六年的时间，我住在一家中型国营工厂的家属区里，与工人可以说是朝夕相处；而每年的暑假，我都会去看望住在农村的外公和外婆，有机会与农民打成一片。与工人和农民的接触极大地拓宽了我生活的疆域，也丰富了我对生活的理解。在那一段时间里，我遇见过不少比哲学家更懂哲学以及比历史学家更懂历史的工人和农民。比如与我们家关系很好的那位电工师傅。大概在十三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告诉那位电工师傅，我发现大家总是在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因为我是工厂主要领导的孩子，又是工厂附近的那家中学里最出色的学生），我说那种目光让我很不舒服。“你不看别人不就没事了吗？！”那位电工师傅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说。这完全是与“走你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等高的远见，这完全是可以与贝克莱的哲学相媲美的卓识。三十年来，我一直固执于独立自主的文学创作。我相信，这种固执与那位电工师傅的点拨有直接的关系。来自最底层的哲学对我的人生和文学都有很大的影响。“精英写作”是一个狭隘又势利的学术概念，也是对我的又一个“错位”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