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给自己的写作洗牌

 

 

■作者：张定浩  原载：《文学报》2015年10月8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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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届茅盾文学奖开奖后不久，北京有位小说家，《繁花》的力挺派，来上海参加活动，酒席上谈到这部上海小说昔日在京城遭到的暗流汹涌的质疑。“他们那些写小说的都问我，你觉得《繁花》好，那么就请你来告诉告诉我们，《繁花》　的意义到底在哪里？”觥筹交错间我只听到他如是回忆那应当真实存在过的“《繁花》保卫战”，可惜并没有听到他是具体如何回答的，可能他也没有说，或许觉得面对我们这些人就没必要再多说了。
　　借《繁花》之光，初版于2006年的《洗牌年代》　增删重版后在上海书展首发，排队等待签名的人绕着书展中央大厅的楼梯一圈又一圈，丝毫不会计较这其实是一本将近十年无人问津的旧著。文学的奇妙有时就在于此，新的作品会改变过去作品的运命，麻将牌重新洗洗，又是一副新牌。
　　但后知后觉地读完《洗牌年代》才知道，原来，《繁花》已经是从《洗牌年代》里洗出来的一副新牌。
　　《合欢》中，遭遇抄家并被勒令搬家的初中生蓓蒂笃悠悠地去新乐路找同样被抄家的阿宝玩，两人去采合欢枝，后来阿宝再也没见过蓓蒂，直到她在《繁花》里重生为一个明净的小女孩，又和他坐在瓦片温热的房顶上，看半个卢湾区。《锁琳琅》里的弄堂理发师阿强，风平浪静地交往过那么多平凡无奇的女子，是前期的小毛，又在《繁花》里得以继续生活，慢慢颓唐、生病、死掉。而《雪泥银灯》里随手记录的一则新闻报道里的情事，就成了《繁花》里陶陶和小琴的归宿。更勿论《繁花》里那些逼真到令人赞叹的上海人日常生活的名物细节、轶事闲话，以及顺着苏州河水流荡到江南小镇的即便在时代暴风雨中也不曾断绝的人世旖旎，也都可以在《洗牌年代》中一寻前身。
　　读完《繁花》再去读《洗牌年代》，首先会明白《繁花》的好并非灵光乍现的偶然侥幸，它早就藏在作者常年的写作之中，就像雕像藏在石头之中。《繁花》虽萌生于网络论坛，却绝非网络文学时代一挥而就的产物，而是殚精竭虑之作，是作者二十余年小说编辑和写作生涯之后的发愤之作，是以创造的名义去反对在文学圈盛行多年的那些急功近利和聪明伶俐的小说理念，并借此回到写作的初心。
　　“人与事都不必完整，可以零碎，背道而驰。
　　不必为了一个结构写下去。
　　对固有的记忆提出的疑义。
　　凡不必说的，可以沉默。
　　这都是徘徊已久的想法。”
　　新版《洗牌年代》跋里面的这段话，落款时间为2015年5月，但前两句和末句基本是旧版里就有的话，唯有第三、四句看来是新加的。我猜想，可能就是这么几句在作者内心徘徊已久、翻来覆去的话，参与洗出了《繁花》这副新牌。
　　所谓人事可以零碎与不为结构而写，大体还是形式方面的考量，是从形式层面对真实生活的努力追摩。但在《洗牌年代》中，随笔和短章文体本身的限制，多少遮蔽了这种形式上的努力，令这种努力看似左冲右突，却得不到应有的完整呈现，反倒很容易地被归入某种“中年客”式的圆熟。唯有此时，方能体味长篇小说作为一种现代文体的价值。似乎可以说，并非某种迫切进入文学史的野心催促金宇澄去写出了他生平第一部长篇小说，而是长篇小说这种文体在某个时刻找到了金宇澄，将他过往的一切见识与抱负吸纳成“有意味的形式”。在《繁花》里面，这种在《洗牌年代》的随笔和短章中看似平平无奇的松散零碎、家长里短，经过集中之后，变得异常醒目，变成具有某种革命性的形式实验。
　　但倘若仅仅如此，依旧还不足观。依旧不能将之与诸多类似“大山震动产下老鼠”的小说实验制作相区别。
　　历史，常常只是胜利者的记忆，甚至是经过反复篡改的记忆，这种记忆被一两代共同体固化之后，就成为史书，和百姓自以为真的记忆。而好的文学，是把从混沌中提取出来的历史再返还给混沌，是回到生命的发生处重新理解生命，在历史之外自开一路。在《洗牌年代》中，这样的努力已经随处可见，我们从中得以见到一处处令具体生命的喜怒哀乐可以藏身的物之细部。在作者不厌其烦叙述和手绘的清单般的名物细节中，我们未必可以获得某件器物和工艺的具体知识，而更多的是头脑里对于人事的某种简单固有的符号化认识被无数汹涌而来的具体名称和图样所摧毁，随着这种摧毁所带来的是个人词汇表的扩展，以及对于生活世界的重新理解，于是这种词汇表的扩展其实也可视作自我精神领域的扩展，一种精神自由的获得。
　　“顺便请问/你有否见过造爱的马群？”当很多年前我从希尼的诗论中，读到赫鲁伯的这行诗句之际，我不会想到，有一天会在金宇澄的《马语》中重新遇到这动人一幕。他写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下放期间，见几百匹发情的军马场良种母马冲破畜栏，来到农场公马处，“驯然雌伏，只等造爱”；他写一头几近老死的公马，“瘫卧枥草多年，双目失明，重症关节炎，蹄甲久不修铲，翘曲如弯钩，即将衰亡离世，大量异性气味是一种强心剂，它因此咸鱼翻身，用尽毕生的精气，颤巍巍挪到母马的位置，完成它这辈子最后一桩极要紧的性事”。但随后，与诗人不同，在写出属于生命的奇异壮美景象之后，小说家却还要面对同样属于生命的悲惨结局，他寥寥数笔，点出这些美丽的被劣等公马污染过的母马，会被检疫严格的马场立刻处理掉。
　　这种对于历史进程中美好和悲惨的同时看清、互不遮掩，以及在面对美好时的奋力铺陈和相对应的在处理悲惨时的分寸节制，单独在《洗牌年代》中尚且还看不分明，唯有借《繁花》返观，方可以看出它的来路和去向，是作者在形式之外提供给我们的独特贡献，或也可以回答小文一开始提到的有关意义的质疑。这一方面涉及小说家对人生真相的认知，“对固有的记忆提出的疑义”，无论哪个时代的人，虽然史书赋予他们的欢乐或许是假象，但反过来却也不能认为他们仅仅是靠痛苦活着，这两种固有的记忆都是虚假的，一定有能够维系他们生命的更为真实的欢乐，以及更不为人所知的痛苦；另一方面，这又关乎写作者身为个体的选择，“凡不必说的，可以沉默”，我们见过太多通过轻狂地铺陈他人的痛苦来赢得赞扬赢得荣誉的当代小说了，因此我会异常尊重那些懂得“必要的沉默”的写作者，这种沉默并非懦弱和逃避，而是对生命和牺牲的尊重，以及对于文字的敬畏。
　　那些死去的人，不会希望自己仅仅只是一块有关痛苦的华丽墓志铭；　那些活着的人，也不会乐意仅仅被视作某种历史进化论下的过渡时代的粗鄙通行证。借助《繁花》，金宇澄从历史和目的论的奴役中唤出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赋予他们恬然自足的生命，同时，也得以重洗自己的写作，让过往的一切努力和思索有了更为饱满和新鲜的意义。这大概也是写作这门行当最令人沉醉的地方，在此处，随时都在洗牌，随时都可以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