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节的前一天，风清气爽。

    见到佩甫先生。他精神不错，幽默地说，刚拔了针头，出去遛遛也好。

    此前，他的压差过大，低压四十多，高压一百二三，一直在输水。

    这是凭借《生命册》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后，他接受河南日报中原风读书会邀请，首次与读者面对面交流。

    松社书店新址就是原中州影剧院所在地，距省文联不远，这里留存着佩甫先生的很多记忆。

    他带着当年看电影和散步的记忆走过层层台阶，走进书店。

    一百多名来自省内各地的读者已在等待。5米长的高台后面，是摆放整齐的黑色书架，灯光从深绿色的吊顶洒下来，一本本书散发着高贵独特的气质。

    我看到，佩甫先生的眼睛闪过一丝喜悦和亮光。

    更深更远的记忆瞬间被召唤回来。他侃侃而谈。

    特邀嘉宾评论家何弘、作家乔叶坐在他的身边。一个深沉理性，寥寥数语就拨云见日，引人清晰深入地思考；一个机智亲和，聊往事谈感受，都是发自内心的触动。

    一

    佩甫先生的每一段话都伴随着热情的掌声。那些鲜活的故事和生动的细节喷薄而出，仿佛在一个安静的世界里尘封了很久，这一刻都插上翅膀，在这间书店上空自在飞翔。

    很自然地就谈到了读书。

    他回忆一个小孩对读书的痴迷，阅读是如何拯救了他。

    他说，他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工人家庭，住在大杂院里，周围的同伴从小就会卖些小零碎挣钱贴补家用，他却不会，为此曾非常惭愧。

    他唯一的优势是爱读书。从八九岁开始，他就大量地阅读，看到什么就读什么。家里没有书，就去借。

    借书还书的过程匆忙而痛苦，阅读的时刻却是最大的快乐和精神享受。

    10岁时，他读到第一本外国文学作品《古丽娅的道路》，在那本书里，他品尝到鲜香的“大列巴”的味道，他看到素雅的窗帘，餐桌上干净的桌布；

    他还走进一个穿“布拉吉”的女孩儿的世界，懂得什么叫高贵、美丽、纯洁、善良。

    最好的生活就该是这个样子吧，最好的爱情也该是这个样子吧。

    他从此知道，除了眼前的生活，还有另外的世界。

    所以，尽管从小并没有树立远大的志向，没有矢志不渝的文学梦想，处于一直准备着，不知干什么的状态，但他从未放弃丰富驳杂的阅读。

    终于有一天，在许昌县新华书店一个小小的书柜后面，李佩甫听到一个人用骄傲的声音说：我有一篇作品要在《河南文艺》发表了。

    他一直记得那个人的样子和自己莫名的心动。

    后来，在技校学车工，临近毕业，他应景写了一首叫《战洪图》的小诗登在学校黑板报上。在老师的鼓励下，他投稿给杂志，三个月后仍没有回音。

    但他就此开始了写作生涯。

    也有过铭心刻骨的受挫经历。比如在许昌第二机床厂上班时，收到《河南文艺》要他到郑州去改稿的通知。他踌躇满志地去了，8天改了8稿，最终无功而返。

    但第二年，也就是1978年，他接连在该杂志上发表了三个短篇小说，成为文坛闪耀的新星。

    他就这样找到了最适合自己性情的事业。在写作中，他和灵魂对话，日渐找到自己的写作领地。

    明明他大半生都生活在城市，却在作品里一次次深情书写乡土，甚至把整个平原含在血脉里，抚摸，发问，回望。为什么？

    二

    是因为童年。

    那一天，他说到童年对一个人至关重要的影响。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每个周六下午，年幼的他会背上小书包走很远的路到姥姥家去，为的是吃上四顿饱饭。其实也吃不饱，不过和表姐一起到地里，拿些红薯玉米，在小土窑里烧得半生不熟，吃得一嘴黑。

    眼睛半瞎的姥姥却很会讲故事，那些民间

    的传说故事和乡村土路上的青纱帐一起，滋养着他的生命，丰富着他的孤独。

    而他跟在提着点心匣子的姥爷后面，为了吃上一口亦步亦趋去赶会的情景更在记忆里闪烁。

    那些童年的记忆碎片即便成为风，也是平原上坦荡的风，带着土味儿的风；即便化为雨，也是瓦檐上滴落的雨，带青草香的雨。

    这使他清楚地意识到，虽然大半生生活在城市，他的根，却扎在豫中平原。

    而隔着距离回望，他更清晰地看到城乡的巨变，他用智慧的目光重新认识再认识这块土地。

    那一天，他还讲到很多下乡时的趣事。当知青时，他拼命干活，积极劳动，在62名知青中，收入最高，一年挣了七块，连着吃了好几次小酥肉扣碗。更有意思的是，身高1米78的他当时想当篮球运动员，为了练轻功，他听别人的建议在桃园里挖了一个土坑，每天在里面练习跳高，练了三个月，长进不大，只好放弃。

    往事都是点滴的生活积累和情感积累。

    所以，他1999年写了《羊的门》之后，仍觉得意犹未尽。于是，有了《城的灯》。但还不够，他要写一部更开阔的，能够涵盖他心目中平原特质的作品。2007年，他开始写《生命册》。

    读书会上，他谈到，《生命册》是他写得最艰难的一部。

    开笔写了8万字，仍没找到语言感觉和方向。于是废掉。回到当年下乡的地方住了两个多月。只为寻找一种感觉和记忆。

    回来后，他从书房移到卧室面朝东写作，奇怪的是，忽然找到了方向。写下第一句话“我是一粒种子”后，他用了两年半时间，第一次在笔记本电脑上完成了32万字的著作。他长出了一口气，说嫁出去的姑娘，任人评说吧。

    在写“平原三部曲”的过程中，他生活的认识从相对激烈到日渐开阔。

    三本书的标题和题记，都凝聚着他的哲思。他回忆说，写《羊的门》时，小说快完成了，名字还没有想好。一天晚上，他翻到《圣经·新约》，看到这句话：“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盗、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一下子找到灵感。后来写《城的灯》，就顺着这个思路，很容易就定了题目。题记就用了《新约·启示录》中的话：“那城内不用日月光照，因为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到《生命册》，他走出了原来的思路，完全采用了中原本土的表达方式。因为写的是一个人的精神和心灵成长史，所以他想起早年在泰戈尔《吉檀迦利》中看到的名句：“旅客在每一个生人门口敲叩，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门；人要在外边到处漂流，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内殿。”虽然这句话他的成名作《红蚂蚱绿蚂蚱》曾用过，但他特别偏爱这句，仍然以此作为《生命册》的题记。

    他写得很苦，时时否定自己，不断有新的思考。他说，下笔之后，就不由自主随着人物往前走。走不动的时候，很痛苦；写到精彩处，灵感从天外飞来，有一种指甲开花的感觉，真的是痛并快乐着。

    三

    从未有过这样的时刻，听佩甫先生讲这么多。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不会，那时他谨慎细密，惜语如金；开研讨会的时候，他不会，那时

    他思前想后，字斟句酌。日常生活中的他怎样，大部分人都难以了解，似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谜。读书会上的他敞开心扉，谈笑风生，我们跟着他走过童年，少年，青年，盛年，随着他的读书写作历程一步步追溯，时而欢笑，时而沉思，时而感动。

    我曾说，提到李佩甫这个名字，我会觉得心疼。

    因为沉重。他是背着土地行走的人，而人与土地的对话注定是沉重的。生活的井挖到深处，是人性的幽微和时代的伤痕，是个体的生存际遇和社会的现代性困境。

    因为孤独。他数十年，远离浮华，独坐冷板凳，酿寂为药，甚至把自己熬成药渣，然后用认识的光照亮生活。苦苦思忖：这片土地上最好的植物能长成什么样？一个瘦削的身影在长长的散步中，人物、事件在他的头脑中酝酿，慢慢发酵。等待某个看似偶然的时机，跃然纸上。

    因为悲悯。与其说他在讲故事，刻画人物，不如说他在捕捉某种感觉，整理某种心绪，梳理某种思想，他的写作带着诗意和激情，更有着理想主义的特质和悲悯的情怀。这是缘自大地的一种深沉的悲悯。他是人性的植物学家，什么样的土，长什么样的人，所有的人性，哪怕是邪恶的，也都能在土壤里找到它的种子。贴近大地，似乎都能被包容，被豁免。

    我曾把他比平原上的一棵秋天的树，感慨秋叶飘零如何，硕果累累如何，围观者众如何，他扎根大地，仰望天空，内心笃静。

    但这样坐着的时候，觉得什么都不用说，这样一个可亲可敬，有趣睿智的长者，我们只要聆听，只要欢笑就够了。

    四

    又似乎不够。

    他静静地听着，一开口便有千钧之力。

    身为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省文学院院长何弘说，评论家实际上就是一个职业的读书人。他的感受是，和以往不同，本届获奖的五部作品，风格上差异比较大。传统意义上的茅盾文学奖比较注重作品对历史等宏大主题的把握，个人化的作品一般不受青睐。这次则不同。而五部作品中，从思想性和艺术性上来说，最符合茅盾文学奖评选标准，最具代表性的还是《生命册》。之前很少有作品能涉及如此的生活宽度，也很少有一部作品能达到如此的思想深度。它写出了普通人的恶，揭示了人性中幽暗的一面，并从文化根部来思考一些曾在历史上出现并可能还会在未来出现的极端行为。而作品采用树状结构叙述，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小说语言考究，富于诗意，是真正高效的艺术表达，好读又耐品。他由此反问，现在很多小说创作都超不出读者的思想深度，只会编编故事，写写对话，语言也没有美感，这样的作品谁来读呢？

    他指出当前很多描写农村风俗的小说，都像是写“农家乐”。而佩甫先生这种生在城市而姥姥家在农村的情况，他的“外子”身份，让他用一种新鲜的眼光看待农村生活，能够“入乎其内，出乎其外”。

    谈到“平原三部曲”，他的视野格外独特。他说，前两部小说都是表达救赎的主题，这条路其实到后来已经很难走下去了。目前社会面临的很多难题，是作家无力解决的。到《生命册》，作家回到中国化的方式，进行深层的思考，这对他的写作来说，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和可能。而且，仅仅把作家的作品放在平原来解读也是狭隘的。不妨放开视野，从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空间来看，会有更深的认识。

    而省作协副主席、作家乔叶一开口便是感觉。她想起博尔赫斯说过的一句话：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模样。她说，此刻，坐在这里，和朋友们一起，聊聊书，享受一下午的时光，我们像是有同样精神血脉的亲人，仿佛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黄金期的氛围，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

    她回忆起当年，正是佩甫先生到焦作去，亲自把她调到省文学院，她自此成为专业作家。此后，很多温暖的故事。她经常聆听佩甫先生的教诲，不断成长，是一个有福气的“柴火妞”。

    她也从自身的写作读书经历，谈到作家需要经历大量的阅读、思考和训练，这样写出的作品才自然，耐读。

    五

    台下很多熟悉的面庞，大都是媒体界、出版界和文学界的朋友、师长。

    也有很多从洛阳、永城、焦作等地来的中原风的作者和读者。

    河南日报文体新闻部主任、诗人张鲜明谈到最初获悉李佩甫捧得大奖时作为媒体人的激动心情，他为河南本土第一个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家感到骄傲和自豪。

    诗人吴元成问：佩甫先生今后的创作方向会不会变化？李佩甫说，1985年前后，他经历了最痛苦的阶段，终于找到自己的方向。后来，终于确定“平原”这一写作领地。今后无论写什么，虽然内容不同，但仍然会以这块土地为自己的精神领地，绝不会放弃。

    散文写作者孙勇问道：佩甫先生今后有没有写散文的打算？李佩甫谦虚地说今后会写，也许心境会有所不同。其实他的小说中很多篇章拿出来都可以当经典的散文读，里面浓浓的诗意和情怀格外打动人心。

    有在校大学生提出大学中文系教育能否培养出作家的问题。佩甫先生说作家是生长出来的，不是培养出来的。前提是热爱，有悟性，当然深厚的学养会支撑作家在写作之路上走得更远。

    我看到很多人都在举手，也不是急于要问什么问题，大概更想谈谈自己的感受。

    我看到出版社编辑碎碎坐在台下，想起她在《印象李佩甫》一文里写的：应该正是这种对世俗物质生活的忽略与不在意，才更好地成就了他精神世界与文学成就的丰饶。

    那一刻，世俗的纷扰暂时远离了，我们都在寻找让精神的“筷子”竖起来的方法。

    那一刻，我只希望时间慢一点，再慢一点，让我们再享受一会儿，这天堂般的美好，这梦幻般珍贵的相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