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军：在你的小说《最慢的是活着》中，你描写了“我”童年时的时光，小说中“我”的童年经历与你现实生活中的童年生活是否有重合之处？是怎样的生命体验让你写出如此温暖的童话般的生活？请你谈谈你的童年，以及童年时光对你文学创作的影响。
    乔叶：我的童年生活并不怎么童话，也不怎么温暖。虽然回忆起来很温暖，但在实际经历的时候是另一种滋味。《最慢的是活着》里的童年和我的童年基本没有重合之处，除了一点：在家里都是不被特别重视和关注的。所以我在家里比较孤独，在外面就比较野，认同感和成就感都是在家外的世界获得的，这些也许都是文学创作的潜在因子。
 
    张丽军：你在《拆楼记》中的主人公虽然生活在都市，但过上一段时间就想回到乡间去；虽然乡间的条件和都市无法相比，但乡村的情怀却让人对乡村充满了深情。请你谈谈你的故乡，及其对你的创作带来的影响。
    乔叶：身体离开家乡应该有将近二十年了。心灵至今也没有离开。家乡是溶在血液里的基因，无法离开。故乡永远在血液中，是一生的心灵基因。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没有比这更深远的影响力了吧。

    张丽军：请你谈谈你的中学时代是否受到了某种文学启蒙？
    乔叶：中学我只上到了初中，除了语文课本就是哥哥姐姐的课外书，没有什么文学启蒙。我的文学启蒙是上师范以后才逐渐开始的，师范生活压力不大，学校里面的社团活动很多，我参加了学校的文学社，算是启蒙的开始吧。1990年师范毕业之后，我在乡下教书，工作之余闲极无聊，也没有合适的男人可以谈恋爱，就开始写作。
 
    张丽军：鲁迅在没有参加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也有一段在北京“隐逸”的生活，把自己隐藏起来，读佛经抄古碑，孤独思考生命、死亡等问题。请你谈谈你的“乡下教书”生活对你的影响，以及你在这一时期的思考。
    乔叶：谈不上什么思考，也就是胡思乱想。想何为生，何为死，何为爱情之类的问题，找不到答案就去读书，读书后有了更多的困惑就去读更多的书……当然也经常写，写是我和自己讨论、争辩以及沟通的最重要的方式——这个方式我将会沿用终生。我教书的地方在乡下，基本每周一次都要去“大城市”焦作一趟，买书。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根本不懂何为文学，只是靠本能在写。那时候的我，如同一股水流，没有堤岸，碰到诗就写诗，1993年还在《诗刊》发了诗，之后连续多年都在《诗刊》发诗。后来给《中国青年报》自由投稿成功，就连续写了多年散文，如果那时候就碰到小说呢？当然无法假设，呵呵。

    张丽军：从1994年到2001年，这是你在县城工作的7年岁月。你在“县城生活”感受、观察和思考了那些生活？为你的创作是否提供了文学素材和艺术营养？
    乔叶：7年时间当然在我的人生中是很大的比例。县城生活很有意思，它比乡村大一些，有小城市的外壳，却本质上还是乡村，不过又是升级版的乡村。到县城去，当时对我的意义就是让我多了一重视角去回顾乡村，同时生活上也更舒服了一些。没有什么直接的文学素材和艺术营养，我观察和思考的也无非是“小城故事”，后来我到了郑州，又不断地由省内到省外，再到国外，视野不断扩大，见识得越来越多，才发现，这个世界其实就本质而言，都是“小城故事”。

    张丽军：你在访谈中提到散文和小说的区别，说得非常生动：“如果说我的散文创作是鲜鱼的话，那么作为厨师，我怎么会不知道厨房里还有什么呢：破碎的鱼鳞，鲜红的内脏，暧昧粘缠的腥气，以及尖锐狼藉的骨和刺……这些都是意味丰富的小说原料，早就在我的内心潜藏。”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你如何把这些“意味丰富的小说原料”重构为具有艺术生命的有机体的呢？你从什么时候决意开始进行创作转向？
    乔叶：“你如何把这些“意味丰富的小说原料”重构为具有艺术生命的有机体的呢？”这个问题太复杂，我就不回答了。开始写散文的第二年我就开始做专栏，出书。后来又获得各种奖励。非常顺当。在这种情形下，人往往是有惰性的，是从属于一种写作领域的惰性。及至看到自己出了七本书，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就问自己难道要这么写一辈子吗？这可能是个问题。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正好这时被调到了河南省文学院，契机适合，便开始了小说创作。

    张丽军：你说“小说的种子也经过了漫长的埋伏，已然到了最合适的时候，于是就别无选择，只有破土而出。”2004年你的作品就荣登中国小说学会年度长篇小说排行榜；2007 年，你就因为小说《打火机》和《锈锄头》获得了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获得批评界和创作界专业人士的高度认可。你从散文到小说的转向似乎是不费吹灰之力，是这样的吗？
    乔叶：从来都不可能不费吹灰之力。《我是真的热爱你》，是我的第一个长篇。我称之为“我和小说的初恋”。到文学院当专业作家之后，院里经常开业务会议，会议的内容主要就是研讨小说，听得越来越多，对小说的创作欲望也越来越强烈，又碰上了合适的契机，就动手写了这个长篇。当初写的时候，时任院长的李佩甫老师委婉地劝我从中短篇小说开始练笔，我没有听。但在创作过程中我就深感到了他说得多么有道理，于是在2004年，参加了鲁院高研班，开始进行中短篇小说的学习。同学中很多都是具有相当水准的小说家，大家经常在一起交流，从语言到结构到创作意识，每个层面的问题都会进行探讨，导师还经常给我们上小课进行高屋建瓴的点拨，让我非常受益。从那以后，好像在小说方面就有些开窍了。
    所以我也是被煎熬过的，事实上我一直都在被煎熬，快乐着被煎熬，幸福着被煎熬。所谓的煎熬，我认为，对每个创作者来说都是有的。一种是内煎熬，一种是外煎熬。外煎熬就是发表啊出版啊什么的外在的不顺。内煎熬就是作家自己和自己打架。外煎熬我几乎没有。因为我的小说没有受过什么委屈，一写出来就受到了比较普遍的肯定。发表，转载，获奖什么的，都很顺利。如果是内煎熬的话，那现在一直还有。而且，只要我写，我相信就一直会有。

     张丽军：《最慢的是活着》用看似坎坷却满含着温暖的祖母与外孙女的故事，来追寻人的情感归宿的意蕴丰富的小说。将“粗糙”的生活锻造出质地是不容易的事，让世间各种事情、人物建立起一种温润的饱含生命质地的关系网，只有这样才能让小说成为安慰人心灵的良药。你是否是在用小说来安慰读者的心灵呢？
    乔叶：在安慰读者之前，首先安慰的是自己。

    张丽军：在《指甲花开》的最后，你用“都仁义”来评价柴枝、柴禾姐妹与“爸爸”的三角关系。这让我想到了汪曾祺晚年时的文学创作，从道德伦理的束缚中走出来，直指人性、人心和生命自由的本质性问题。请你谈谈你对人性、人心、仁义的理解。

    乔叶：无论是什么身份的人，归根结底，最基本的人性和人心没有什么大的差别。明白了这个，就对人世间的很多事多了真正的体谅和理解，这种体谅和理解就是仁义，也就是慈悲。

    张丽军：在小说《拥抱至死》中，你借有特异功能的王和规说道“这世界上的仇恨是那么多，绝望是那么多。”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都很微妙，一个可有可无的拥抱可以让从前亲密的关系变得紧张，一次不经意的错误会让互相器重的人变得冷如冰霜。是怎样的生命体验让你写出具有如此绝望感的作品？
     乔叶：关于拥抱，我的体验都很温暖，一点儿都不绝望。关于《拥抱致死》的诞生，没有什么具体的生命体验，只是一种想象力而已。当然，想象力的飞翔需要有大地做底，这大地就是严密的现实逻辑。

    张丽军：《叶小灵病史》中，“城市梦”是你给叶小灵的病。想成为城里人成为许多乡村人的梦想，叶小灵因为这个“城市梦”经历了坎坷的人生之路，可一旦这个“城市梦”成真了。叶小灵反而没有了从前的光彩。你对于现代社会中的“城市梦”是怎么看待的？
     乔叶：叶小灵的“城市梦”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城乡之间鸿沟巨大。所以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理想“被实现”后精神突然落空因而无处安放的悲剧。近些年中国城市化进程如此迅猛，城市梦已经不成问题，想不被城市化都很困难，有意思的也许该是“乡村梦”。

    张丽军：《认罪书》主人公说要“认知，认证，认定，认领，认罚这些罪”。你认为主人公的“罪”在何处，是否有原罪，如何救赎？
    乔叶：我最想让小说里的人和小说外的人认的“罪”，也许还是他们意识不到或者根本就不愿意去意识的自己身上的罪，也就是每个人面对历史或者现实应该担负的那部分责任。我想，这应该也是原罪的一种。如何救赎？只有一条路径：诚实地面对自我，清洗自我。

    张丽军：在商业化的社会里，文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是继续保持纯洁度还是与消费文化同流合污，这对于如今的作家来说是无法绕开的话题，你对此怎么看？
    乔叶：纯文学创作也不一定是“洁”，消费文学也不一定是“污”，各有各的选择，各有各的市场，也各有各的读者群而已。我个人的选择当然是前者，因为前者给我的挑战空间更大，更能让我成长。我想，如果纯文学创作足够有质量，处境也应该不那么严峻。

    张丽军：你是位职业作家，在这个商品化社会中，作家似乎是一个不能十分保证经济来源的职业，你为什么决定成为职业作家？对你自己的现状你是否满意呢？
    乔叶：因为热爱，才会如此选择。我现在的身份是专业作家，无论我将来是不是专业作家，我在内心都确定自己是一个专业作家。没有给自己限定收笔的年龄。很可能，只要活着，就会写。文学对我而言是一种最重要的精神生活，一定会和我相伴终生。这是我对文学的态度。对生活现状很满意，对创作现状不满意。

    张丽军：面对网络和媒体对消费市场的冲击，纸质媒体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读者群。你所期待的读者群是怎样的呢？对这样的现状你又怎样应对呢？
    乔叶：所谓的冲击，不仅是多媒体时代，在任何时代都是有的。我觉得最根本的挑战永远是在自己内部，有个词叫祸起萧墙，我认为最根本的挑战就是“战起萧墙”，是自己对自己的挑战。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清楚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最想要的是什么？清楚了这个，所有的冲击都不足为惧。如我，我知道自己想要的是：写出忠实于内心的忠实于文学道德的并在艺术上有不断可能性的小说，这就够了。我相信，只要我写出了相应的作品，就一定会有相应的读者群。读者群不用期待，只能等待。

    张丽军：你最近和今后十年、二十年有什么样的创作计划呢？
    乔叶：没有什么具体的理想，就是尽己所能写出好的作品。作品是作家生命的另一种形式，我希望将来有一天，我离开了世界，我的作品还能替我活着。如果说计划的话，这算是我的计划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