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茅盾文学奖由作品评选已转向“作品+作家”的综合考量。昨日在京举行的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研讨会上，与会的多数茅奖评委认同这一观点。

    在第九届茅奖评选中，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王蒙的《这边风景》、李佩甫的《生命册》、金宇澄的《繁花》、苏童的《黄雀记》五部长篇佳作最终胜出。作为中国文学的最高奖项，茅奖获奖作品的评选自然倍受关注。从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就担任评委的资深评委朱向前提到，从第八届茅奖开始，茅盾文学奖已经发生潜在的变化，即从评作品向评作家转移。第八届评选之前，莫言已几次冲击茅奖，其中《檀香刑》在终评时以一票之差落选。张炜、刘震云、刘醒龙也都存在类似的问题。“本届茅奖延续了这一传统。我们对茅奖的评选由原来的侧重单篇作品，到现在考量综合实力和综合影响，王蒙自然就‘浮出水面’。”朱向前说，将茅奖定位于终身成就奖不是很合适，但其评选标准的确变成作家和作品综合考量。

    茅奖评委、评论家张柠表示，综合考量是一个实际存在的隐形因素，评奖条例中并没有这样说，而本届金宇澄的《繁花》仍然是凭作品胜出。由于每一个评委艺术判断的差异，对单部作品的艺术水准评价难免会出现分歧，这时综合因素就起到一定作用。张柠认为，评奖更多地是从作品本身叙事的历史容量、精神生活的深度、人物性格的典型性、艺术技巧的高超，还有价值观念的普适性等因素中进行综合考量。

    茅奖评委梁鸿鹰、陈晓明、孟繁华等对于这一观点均表示认同。梁鸿鹰说，茅奖向来都是作家和作品的综合考量，但作品还是最重要的，没有好作品就没有好作家。茅奖评委胡平将茅奖和诺奖相对比，表示诺奖是评作家，茅奖是评作品。但是诺奖评选中，也有作家凭借一部作品获奖。本届评选已经体现了茅奖的明显变化，即形成“好作家+好作品”的风格。茅奖评委孟繁华则明确表示，本届评选中作家的综合影响力起了关键作用。

    评作家和评作品之所以成为“问题”，和历史条件的变化有关。“评作品和评作家，两种尺度没有绝对的界线，即使在理论上设定有，两种尺度也不偏废。”评委陈福民的看法是：“早期的茅奖评选和现在的茅奖评选，历史条件不同。早期的茅奖评选主要评单部作品（长篇作品本身就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基本与评作家是同步的。今天的茅奖评选并没有摒弃最初设定的原则，王蒙在每个年代都有重要作品，评选时综合作品和作家的因素，但是也会考虑像金宇澄这样初出茅庐的作家。两种尺度并行，是新时期文学发展了30多年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