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君，1974年出生于浙江温州。已在报纸杂志发表文学作品多部（篇），多次入选国内选刊与年度选本。曾获第九届《十月》文学奖、《人民文学》2011年度短篇小说奖、第二届郁达夫小说奖等。现居浙江温州。

静默的河流教会我如何讲述

——《长生》创作谈

文/东君

　　写了这么多年的小说，我可以厚颜无耻地编造各种各样的故事，而且，脸不红，心不跳，就能把谎言说得很老练、圆满。有时候不免怀疑自己：这算不算是一种本事？在我看来，故事编得再好，毕竟只是编故事。故事之外，还剩下些什么？我这样问自己的同时，也以怀疑的目光看别人编造的故事。有一天，我突然倦于编故事了。我想寻找这样一种小说：它有小说的外衣、散文的躯壳、诗歌的灵魂。

　　有一件漂亮的外衣固然是好的，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穿得出来，有些人穿上了，外衣是外衣，躯壳是躯壳，给人的感觉是没有融为一体。我不懂时装模特是怎么选择穿衣的，但我想，一件漂亮的外衣如果找到了一个与之匹配的模特的形体，它就如同身体的衍生物。进一步说，当她出现在观众眼前时，所有的目光如果都为之一亮，那么，一定是衣服与身体之间有一道奇妙的灵光突然闪现。我对穿衣没有多大讲究，只是借此打个也许不太恰当的比方。思考外衣、躯壳与灵魂之间的某种关系，也帮助我以一种隐喻的方式理解小说、散文、诗歌之间存在的异质同构的关系。

　　有些小说写得很像小说，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好的故事，这个故事好在前面有伏笔、中间有小高潮，腾挪转换也灵活，最后还能让墙上那把枪在适当的时刻打响。好了，故事讲完了，余味也足够悠长了。我们的欧·亨利先生就是这么干的。也有些作家的小说就不一样了，故事性不强，读起来怎么也不像小说，倒像是一篇散文随笔什么的。像博尔赫斯的《关于犹大的三种说法》、《赫尔伯特·奎因作品分析》彻底颠覆了我们对传统小说的固有看法，读起来简直就是一篇学术性文章，但我们如果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它里面有一个小说必须具备的“非解决不可的明确的情境”，因此我们仍然可以像读侦探小说那样兴味盎然地去读它。在西方文学中，无论是“情节小说”还是“无情节小说”（计划小说），都已经被人玩得很纯熟了，小说散文化的写法就更不必提了。

　　我们知道，中国的现代小说始于鲁迅。而现代小说散文化，亦始于鲁迅。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里面收录了两篇几乎可以当散文来读的小说，一篇是《故乡》，一篇是《社戏》。我们如果把这两篇小说与集子里面那些带有浓厚的批判意识的小说如《狂人日记》、《药》等作比较，就会发现它们的独特之处。很奇怪地，鲁迅一写到故乡或童年往事，其玄铁般沉重的文字立时就化成了温情脉脉的流水。从创作时间上看，《故乡》写于一九二一年一月，《社戏》写于一九二六年十月，相隔时间不长，与四年后他所创作的《朝花夕拾》系列散文似乎有一种隐秘的同构关系。换言之，把《故乡》和《社戏》放到《朝花夕拾》这本集子里，似乎也无不可。但鲁迅执意要把它们归入小说集里，就显示了一种更为明确的创作意图。

　　鲁迅之后，我们从萧红的《呼兰河传》、师陀的《果园城记》、《看人集》里面都能或多或少地看到这种散文化小说的创作意图。萧红与师陀在文学观上都曾受过鲁迅的影响，因此他们创作的小说也会有暗自承续的脉络，这是不难寻绎的。那个时代，废名也有不少小说读起来很像散文，但废名师承的是知堂一脉，气息与鲁迅自是不同。之后就是汪曾祺，把小说的“小”写到了家。汪先生常常把小说当作散文来写，但汪曾祺到底是汪曾祺，他跟鲁迅也是大不一样。鲁迅深刻，汪曾祺和谐。汪本人也在小说观中说，他求的不是所谓的深刻，而是和谐。至于有些评论家把汪的小说称为“现代抒情小说”，倒有点像是把某些散文称为“现代叙事散文”，这种归类又未免失之简单。现在，从小说文本上看，如果我们把汪曾祺的《职业》、师陀的《灯》等作品单独拎出来看，他们的风格确有些相近之处，读着读着很容易让人想起西班牙作家阿索林写市井人物的散文。

　　汪曾祺之后，阿城是个异数。他的短篇小说即便没有什么跌荡起伏的情节，也能讲得绘声绘色。我相信，他在创作时没有刻意追求一种小说散文化的效果，但他写了很多故事之后，也许还想用另外一种叙述方式讲点别的什么，于是就讲成了另外一个样子——如果说他讲得足够好，实在是因为叙述技巧太高明了。此外，女作家朱天文、王安忆后期的不少短篇小说也带有明显的散文化的倾向。对她们早期小说耳熟能详的读者也许一时间会难以适应这种对阅读习惯构成冲击的写法，甚至还会怀疑作家本人是否因为创造力衰竭而陷入无话可说的窘境之后才出此“下策”。事实上，如果这不是创作过程中一种有意为之的写作策略，那么也有可能是一种自然生成的过程——就像水面有风吹过，波纹自然呈现。像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王安忆的《发廊情话》就是很好的例证。

　　有时候，我们可能很难区分某一部作品是散文还是小说。但我认为，一篇散文化的小说应该有这样一种显而易见的特质：它能把人物融入到景观里，把景观融入到故事情节中，这使小说在本质上与散文有了区分。因此，《朝花夕拾》里面的散文尽管动用了小说的笔法，但它终归还是散文；而《故乡》和《社戏》尽管动用了散文的笔法，它终归还是小说。短篇小说诗化或散文化的倾向是对叙事文学的另一种突破。但小说毕竟是小说。鸟不代马走，马不代鸟飞。各种文体，自适其适。我一直渴望写出这样的小说：剥掉小说的外衣，仍然可以看到鲜活而丰润的散文语言的躯壳，而这躯壳里面仍然深藏着一颗诗性的灵魂。

　　有时候，使我产生写作冲动的，不是一个故事素材，而是某些散碎的片段、几个可能包含着重要信息的句子和一些调动我兴奋点的意象。在某个偶然的时刻，我把它们串在一起时，我的思想里就有什么东西开始流动了。《长生》这篇小说也是这么来的。

　　去年，有位研究地方文史的朋友约我坐船去游温瑞塘河，回来之后，我就想动笔写一篇散文。这样一条长河，以及两岸的风物，大概可以写成一篇很长的散文吧。但我开了个头，似乎就看到了这篇文章的尽头。说得玄乎一点，我还没把这篇文章写出来，就已经把它读了一遍。这样的写作对我来说，没有一点挑战性可言。搁了近一个月，我又打开电脑，看看开头第一句，忽然间又有了一种写小说的感觉。当我写下“长生”这个名字时，我就想把这个主人公跟一条河流紧紧地联结在一起。《长生》前面部分看起来有点像游记散文，但我已经知道自己怎样从类似于游记的描述性文字中一点点游离出来，尽我所能地让一条河流展现一个人的一生，也尽我所能地让一个人的一生融入一条河流。于是，我抛开了很多想法和技巧，让这条宽阔、静默的河流教会我如何讲述一个故事。

——发表于《小说月报》2015年第7期，发表时有删节，此为完整版

短篇小说《长生》，作者东君，原发《江南》，《小说月报》2015年第7期选载

《小说月报》2015年第7期，2015年7月1日出刊，总第42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