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乡村叙事不仅在文学上风生水起,而且与人文精神乃至社会生活频繁互动。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乡土叙事多沉醉于对抗性或极端化的写作态势,着力释放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精神家园与贫困落后、集体性记忆与美丽乡愁等文化冲突,传递或悲悯或哀怨激愤或赞美式的情绪。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感知了乡村的脉搏,进入实时的乡村生活现场,总是不得而知。我们时常身在乡村,心灵却神游万仞;我们纵横乡村叙事,却终究无法真正进入乡村,让乡村伦理真实地成为乡村叙事的灵魂。换而言之,乡村叙事常常与乡村无关,只是任由我们摆布的道具。在我看来,这样的乡村叙事,是“伪乡村叙事”。推而及之,“伪底层叙事”也普遍存在着。应该说,这不是文学立场或写作技术方面的问题,而是由作家体验程度、情感立场或情绪走向而自然生成的结果。
叶炜显然意识到了乡村叙事目前存在的偏执,并以自己的方式试图化解此般症状。他的方法也相当的简洁,不去做乡村文化的研究者,也不企图张扬乡村的某种情势,只是让身心如实地走进乡村,走进乡亲们的日常生活。他的叙述,一如田地里随风生长的庄稼,自然、朴实,尽显生命的质朴。因而,《后土》中麻庄人的生活,没有遍地疯长的苦难,也没有纯粹杨柳风清的美好,而是具实的生活抒写。叶炜不做生活的颂扬者,也不做高位的道德审判者,只是让叙述最大限度地回到本真的生活现场。他是在以文学的名义和方式,品味乡村生活的真性情。
在《后土》中有两个元素,尤其让我关注,一是作为叙述者的“我”,二是土地神。“我”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叙述者,只是偶尔连接或推进了叙述。在作品中,“我”也不算真正意义上的人物,基本上是符号式存在着。这样的处理,走出了普遍性的叙事模式,而且极具象征意味。“我”是乡村的一员,参与乡村生活,但不自以为是地充当乡村的代言人。乡村里的一切,乡亲们的生活,交由乡村和乡亲们去叙说、去展现。看似叙述者的“我”,其实是最细心的倾听者。在文学上,这样的处理,让叙述多了一份信任度,多了一份亲近感,多了一份自在性,有效地提升了作品的叙事力量。而之于现实生活,“我”如此的倾听者行为,又是我们深度了解世相、探知人生的智慧之举。
土地神,是中国传统文明,尤其是乡土文化一个极为重要的元素,甚至是带有标志性的元素。在《后土》中更是如此,并以此作为象征,来喻示无论时代如何进步,乡村如何发展,总有一些东西是无法也不能丢弃的。相反,还应该努力传承和激发新的生命力。麻庄人从某些传统的桎梏中突围,但那种源于生命的信仰从没有放弃,并以乡土特有的方式延续和生发。之于真实的乡村生活,这其实并不是一个文化性的问题,也非单一的对抗或决裂之举,而是一种静态与动态的来回切换。无论我们接受与否,乡村文化之河总是在鲜活地流动,不同的是,有时汹涌如潮,有时暗潜如丝。就像曹东风、刘青松这样麻庄的新一代人,浑身散发着时代气息,但他们的生命之根是扎在传统土壤里的。传统与现代,都是他们生命和精神的营养,缺一不可。他们既是忠实的守护者,又是亢奋的建设者。
有关土地,我们常说的是苍天厚土、坚实的大地。我理解,《后土》中的后土,意为土地是我们身后最为可靠的支撑。这样的支撑,不仅是物质化的,还有精神层面的。土地,原本就蕴含着人类几乎所有的文化意味和精神意象。而之于中国文化,土地的文化寓意更为显著和集中,这已经是普遍性的共识。从这一角度而言,叶炜以《后土》加重了我们对土地内涵的理解和土地力量的认识。
《后土》其实是在传达这样一种信息:我们应该也可以缩短甚至是消除文学上的乡村叙事和生活中的乡村叙事之间的距离,让纸上风景真正从生活土壤中生长。叶炜是一个70后作家,他的创作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并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希望终将离我们越来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