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嫣婧   原载：《文学报》2015年7月16日第18—19版

    是“80后”，对一个文学写作者而言，用这样的代际划分方法似乎不太科学，因为在作家心中，她经历的时代要远比出生的年月更为重要。这是一个残酷的时代，然而这残酷是隐匿在高速发展的表象之下，隐匿在巨大冷漠的石头森林的缝隙之中的。对当下，我们能认知多少？当记忆尚不足以拉开一段可观的距离，回溯和反思也还未来得及从容不迫地行进，我们的认知能有多大的价值呢？曾有一种说法，说中国当代作家最大的困境就是总无法和现实较过劲儿来。他们要么成为现实的同谋，要么成为困兽，要么成为拙劣的表演者，因为当下太过强大，面对一个这么强大的对手，你又能使出多大的劲儿呢？但文珍却是个有力道的作家，她的题材不宽泛，文字不晦涩，切入的点也不太高深，甚至她的小说篇幅也都不长，故事就那么几个。那么，她的力道从何而来？当她在不厌其烦地拾掇着碎片化的当代生活时，她要如何从这繁琐的一个个细节中积淀起文字的力量呢？

　　                                     外部的厌倦与内部的新鲜

　　厌倦，以及由此带来的主动疏离，是弥漫在文珍小说里的一贯气息，它产生于作者所熟悉的城市，可以说是城市文明带来的必然产物。地缘是文学写作不可回避的要素，当许多当代作家还在纠结于土地对人所构成的多重影响时，文珍显然已早早从乡土中国里跳了出来，成年后的她一直生活在城市中，城市的面貌和它的文化特性决定了文珍基本的写作伦理。但是城市，又是作者不太愿意过多触及并铺展的东西，城市人的生活轨迹在她的小说里三言两语就被交代完毕了，大学毕业、就业相亲、结婚生子、按揭买房、还贷养儿，这种看似毫无文学价值的小标题式罗列以充满反讽和不耐烦的效果多次出现在文本中。在作者笔下，当下的城市生活基本可以概括为细节上的繁冗复杂和整体上的死板无聊，而这，也便构成了双重的疲惫和厌倦。当小说里的主人公们正在用一颗活死人的心去处理一大堆可以把死人逼活的生活琐事时，他们只有一条路可走，才能摆脱这样荒谬而绝望的困境，那就是从内部激发出一种敏锐和细腻，来抵抗或者自救。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气味之城》里那些不厌其烦地对各种生活气味的悉心分辨描摹，可以看到《录音笔记》中那一大段一大段的独白，城市底色的灰暗给了他们巨大的阻隔，就如心脏病人时刻能感受到的巨石压胸的窘迫，但同时这阻隔也形成了一股更大的反驱力，自内部生成，悄无声息。这股反驱力的直接表现是自我隔离，文珍擅长写一些有着孤僻和忧郁人格的年轻女性，并使其所有孤僻敏感的细节都显得详尽，显得逼真，逼真到使人产生一种胁迫感，好像作者是在强迫着你不得不承认这所有细节的存在。
　　《录音笔记》里的曾小月是个拥有美妙声音的女孩，但平凡的外表和个性让她始终被湮没在茫茫人海之中。孤独的她开始使用录音笔记录下自己对周遭世界一点一滴的看法，并渐渐在自己美好的声音中沉湎了下去，直到有一天这支录音笔被贸然地公布于世。这个故事的情节简单，就像文珍的其他小说一样，并没特别出人意料的地方。但当作者耐心地将曾小月录下的话语一段一段仔细忠实地记录出来，慢条斯理地赞叹着她风铃般美好干净的嗓音；　并同时将笔触伸向看似人畜无害的现实，用严谨笨拙的语调沏茶一般慢慢道出那些令人烦躁的琐碎生活。于是一个残酷的情景被缓慢托起，一点点压上曾小月和读者的身体，一个因脆弱而更真实，抑或因真实而更脆弱的微笑灵魂被不断扩张，最终定格在录音内容公开的那一刻，灵魂就像一只充满了气的气球被戳破了，又像是做了坏事的小孩被同学揭发，只能站在挨批的讲台上，这种毫无回避的逼视，这巨大的势能，让“孤僻敏感”变得更禁得起抚摸舔吮，也很容易成为我们身体或直觉的一部分。李敬泽称此为“巫术”，巫师总是尽可能深地钻到你的心里，用她特殊的能力创造大量的有暗示作用的“真相”，以此来左右你的心智和判断力。

　　                                   逃离现实，但尊重现实感

　　但是，到底什么才是“真相”？虚构作品中的“真相”和现实生活中的“真相”显然不是一回事，但又彼此连结成一个美妙的姿态，有时它们就像一条被一面玻璃强行隔成两段的隧道，明明是一条路，却通往两个方向，大家看着彼此渐渐走远，只能沉默不语。文珍在她的很多作品里都表现了这种状态，用逃离的方式反叛现实的真相，以此来寻找只关乎自己的真相，那些主人公像是学会了分身术，一边不断地奔远、出走、逃离，一边冷眼瞧着这个出走逃离的身影，隐隐露出宿命论者才有的徒劳表情，或暗自嘲弄这身影的无意义。《银河》《衣柜里来的人》《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是其中的代表。《银河》写的是私奔路上发生的事，老黄和“我”都是有点理想主义的青年，与现实环境格格不入是理所当然，于是发生了婚外情私奔也便成了理所当然。但这条路从一开始就不好走，因为“我”从一开始就意识了流亡之路将始终伴随被放逐后的空虚失望，而这，很可能像杀虫剂一样快速迅猛地杀死那原本就不怎么靠谱的爱情。偷情被发现的痛苦，老黄一路上恐惧、怯弱的表情，一个个莫名的电话，“我”的不安全感，患得患失，疑神疑鬼，作者直言不讳，娓娓道来，仿佛是铁了心的要用那一串串芝麻绿豆大的繁琐细节来绊倒大海一样宽阔的深情。
　　“我”展现的是小说唯一的叙述视角，这个视角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矛盾，像是坚决信仰着爱，但同时又完全不信，这信与不信之间横亘着的，正是那个被无限放大的现实。可是，他们已经开着车狂奔在新疆广袤的戈壁滩上了呀！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大都市的北京，“我”可以那么深切而排除万难地爱，而当终于到了梦寐以求的新疆时，却反而不信这爱了呢？“真相”到底是如何存在于我们的外部和内部的？我们又该如何选择和面对？这就是文珍带给读者的第一重悖反。所以，简单地用“出走”一词来涵盖文珍小说的主题是浅薄的，娜拉出走后该怎么办？《伤逝》作为表现理想主义语境下现代婚恋关系的开山作，留下一个后世作家绕不过去的问题：将现实放于何处从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将理想放置于何处。《银河》的表现较为苦涩灰暗，似乎作者是不太相信爱的，当“我”和老黄最后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两人之间的情感关系也随之结束了，老黄面对现实怯弱，“我”又何尝没有对自己的感情怯弱？现实的“真相”真的如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始终悬在那里，并且最终掉了下来，宿命论者的悲观在小说里隐隐而现。
　　相对而言，《衣柜里来的人》　从“结局”来看可能要比《银河》“光明”些，同样写的是出走的故事。“我”因为不满与未婚夫之间平淡无奇的关系，老觉得被逼仄的城市生活挤压得喘不过气来，于是决定远走拉萨，寻找呼吸的感觉。小说开头处有这样一段话：“我只是闷，非常闷……忽然之间对自己和生活都失望透顶。我觉得再不离开我的世界立刻就要崩塌了，如果再不离开这个硕大无朋又交通堵塞的城市，我怕我下一分钟就会去死。”典型的“女文青”式的直白表述，类似的表达可以按在文珍不同小说的好几个主人公身上。但随着情节的行进，这种情绪开始遭遇各种波澜，原本一场只想逃避和突围的旅行成了一次对自我的审问。
　　作为“我”的对立面，作者放置了一个叫做“阿卡”的男人，这是一个真正的“拉漂”，一个因为受到真实的爱的创伤而选择独自留在拉萨疗伤的人。小说情节随着“我”与阿卡之间暧昧不明的感情纠葛缓慢展开，其实是在利用阿卡对“我”进行一次次试探。小说的最后，“我”决定离开阿卡，回到北京，答应男友的求婚，过“正常”的生活。直到这时，“我”终于有勇气承认“理想在远方”这个事实，也终于有勇气承认，自己的苦闷与阿卡的相比，是不同的。不止阿卡，人与人之间的苦闷，都不可混为一谈，于是在了解了这一切后，“我”最终的选择，是回归。
　　文珍处理“自我”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她并不是将自我紧紧地闭锁起来，从内部去榨取它的痛苦，相反，她是将它大大打开的，让它始终处在与巨大现实相对应的绝对弱势中，她承认这弱。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惯常逻辑是强调自己理想的强大，但文珍看到了这强大背后不得不产生的疲软，几乎每一个理想主义者都会有的疲软，他们有撑不下去的一天，他们会崩溃，会绝望，唯有如此，他们才能被逼着一次次地调整自己的存在与现实的存在之间的关系，然后重组他们的理想。想必这定是个伤筋动骨的过程，但我们需要这样的过程，也需要有人去呈现。所以“逃离—回归”的主旨并不在于它现实层面上的目的地，而在于它精神层面上的蜕皮和新生，这个过程，是文学可以办到的。

　                                        面对当下，尚显稚嫩

　　着眼于当代城市生活，特别是都市男女的情感生活，对于文珍这样一个经过专业文学写作训练的人来说，其实是在走一招险棋，搞不好就有落入流俗或程式化写作的嫌疑。铤而走险的好处是，只要坚持将世俗逻辑作为一个跳板，高高跃起，就能飞翔在现实层面之上，不至于陷入媚俗的泥泞，但铤而走险亦可能需要付出代价，比如对当代城市的把握是否具有一定的深度，也就是说，对时代的把握是否精准、有效、乃至深刻。虽然由情感切入很好地规避了必须面对的城市文化的复杂性，但毕竟情感也非空中楼阁，城市男女的情感模式，仅仅用表层具体的物质压力来解释显然是不够充分的，当然在《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一书中，我们可以稍稍看到作者的一些努力，她试图用某个历史事件作为解释城市变迁和男主角情感特性的一个内在原因，但这努力也仅止于一个远景式的描绘，其力度是远远不够的。在这一点上，另一位女作家独眼在长篇小说《在无尽无序的汪洋里，紧挨着你》中的表现就要好得多，将当下与历史，城市与生活于其中的人的内在联系梳理得更加细密深入。
　　今年，文珍凭借小说集《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　获得第十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在接受采访时，她说了这么一段话：“每个时代都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是最光明的时代，也是最黑暗的时代。但我们每个人都只活这一世，所以还是要做些什么。不一定要很功利，但还是要很真实地活着。所以我的希望一直都在。”可以看出，文珍是一个有很清醒的“时代意识”的作家，所以她选择了最难把握的当下和最光怪陆离的城市。虽然因创作经验所限，她还没能撕开一道更大的口子，但这种意识的存在本身，相信还是可以支撑她更开阔地走好今后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