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何做“80后”批评家研究

一、做“80后”批评家研究的缘由

2012年5月，第二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颁布，会上，参会者惊呼“80后”批评家在文学评论界的缺席，引起了关注。此后，《文学报》《文汇读书周报》等主流媒体纷纷发文探讨，使得“80后”批评家这一代际概念迅速成为热点。作为出版人，且从事文学批评，我觉得文坛对“80后”批评家的出道与否太过焦虑，所以，看到相关讨论后，就决定策划策划一套反映“80后”批评家整体水准的丛书。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和组稿，2013年年底，“‘80后’批评家文丛”第一辑八本正式出版。2015年3月，第二辑三本出版，同时，《“80后”批评家年选（2014）》随之出版。第三辑计划明年年中推出。

“‘80后’批评家文丛”是一个开放式的丛书，今后，会继续将优秀的“80后”批评家的批评集收录进文丛中，并且，《“80后”批评家年选》也将持续做下去，将“80后”批评家每年公开发表的、最能代表这一代人学术成就的文章选入选本，我想，若干年后，当这波“80后”批评家变成老人，成为更年轻一代的研究对象时，《“80后”批评家年选》能成为他们研究的第一手资料，那么，我将为我所做的工作，感到无比的荣幸。

作为策划者和组织者，我在选编“‘80后’批评家文丛”前，就开始大量也读第一批入选者的文章，我觉得这一代年轻批评家的视野、理论功底均很棒，于是，自2013年6月开始，开始着手做文丛中收录的几位“80后”批评家的研究，此后，又陆续做文丛第二辑中三位“80后”批评家的研究和准备收入第三辑的“80后”批评家的研究。我当时的想法，一是想通过对同代且是同行的人的研究，来解答我自身在成长中遭遇的迷茫；二是向借此回应媒体鼓噪的“80后”难处批评家的起哄，同时，也为继续策划“‘80后’批评家文丛”做必要的前期准备；三是想实践自己倡导的“做人的批评”的理念。

这本书自2013年6月开始，直到2015年5月底出版，历时近两年时间。之前的想法是，等将优秀的“80后”批评家全部收入丛书后，再将自己研究他们的文章结集出版，但后来，发生了一些变故，就仓促地将已做完的十位结集出版了。当我拿到样书时，内心更多的是不安，因写作时间较长，写作风格也不一，而且，对他们的梳理、评价均显得幼稚。

我还将继续关注这波批评家的成长，在合适的时候，重新来对他们做个案研究。自2015年2月开始，应陆梅的邀请，在《文学报》开设“枪和玫瑰·聚焦80后批评家”专栏，这让我有机会对之前的失误重新做修订。

二、也说说代际话题

我之前和庆祥兄有一个对话，其中谈到了代际问题。我记得庆祥兄当时说，我为什么反感或者说不喜欢被频繁提到这个“80后”，是因为那些真正强有力的个人是框不住的，不是一个“50后”、“60后”、“70后”、“80后”能够框住的，不是一个概念能够命名的。我对这个概念的拒绝，其实是对我自己的一个自我期许，就是我不应该是一个“80后”的批评家，甚至不应该说是中国的批评家，我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真正伟大的作家也是这样，我们现在不说李白是几零年代的吧？我们也不说屈原是几零后，因为他们已经从简单的时间历史中跳出来了。当然，我们现在在各种场合提到庆祥兄的时候，也少有人说杨庆祥是“80后”批评家，这是因为，庆祥已经跳出了简单的以年龄来框定他的框架中。当然，比如，张莉、李云雷、霍俊明等人，我们在谈论他们时，也很少说他们是“70后”批评家，这都是因为他们的创作、他们的才能，已经打破了年龄对他们的限制。但问题是，在没有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强力的批评家之前，“这一个”还没有出现之前，我们还只能说你是“80后”“70后”。

因为我自己策划了“‘80后’批评家文丛”，今年又策划启动了“‘70后’批评家文丛”，所以，总有人会说我太在乎代际概念。言外之意是觉得我对一个伪命题还执着地维护，我的做的学问是伪学问。

6月份在《文学报》的一个会议上，郜元宝发言还强调，他还准备写文章批评代际概念，他之前的《何必以“代”论文学》，以及雷达的《“代际划分”的误区和影响》等文章，我也很认真地看了。我个人的观点是，大可没必要这么声嘶力竭地反驳。作为搞理论和批评的，没有办法、或者说没有能力对当下的文学现象进行有效的归纳、总结，这本身就是我们搞理论的人能力弱的问题，我个人觉得，我们应当首先反思自己的能力问题。当然，我这里没有针对谁的问题，只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我觉得，文学只有好坏之别，跟那个年龄的人写没有关系。好的作品，不是简单的年龄能框得住的。但为何我这几年愿意花费时间来策划出版年轻一代批评家的丛书，除了从出版社的销售角度考虑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像“80后”这代批评家，已经不年轻了，但批评家的学术上的生命周期相对于作家，是很长的，目前较为活跃的批评家，依旧是“40后”“50后”“60后”和部分“70后”，这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遮蔽。首先，这些人直到目前，依旧是各大理论刊物的主要作者群，各种文学研讨会，还主要以他们为主。我自己参加过一些会议，本来会议规定每人发言十分钟，但很多年长的批评家一讲就是半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等轮到年轻一点的批评家讲时，与会者都很疲惫了，或者，给年轻批评家十分钟的时间，最后变成了3分钟，甚至更短。年轻批评家正常表达自己学术观点的机会都时常被挤压，还别说别的。

还有，做当代的，被关注相对多些，我近来认识了“80后”批评家王晴飞，是我们这一代人中极为优秀的批评家，但他主要关注点在现代，当代的就做得少些。现在这个浮躁的社会，批评家、理论刊物等，关注当代热点一直很积极，但对现代、古典文学的研究者关注始终不够。这些，都是一种遮蔽，需要发现。而将之笼统地归纳在“80后”这个生理年龄里，会让遮蔽在一定程度得到释放。我想，“‘80后’批评家文丛”这两年得到一些认可，或者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种有老一辈批评家所形成的学术上的遮蔽。

当然，要彻底打破这种遮蔽，还需要年轻一代的批评家下功夫，练好内功，真正在学术上立得住，真正为当代的文学发展做出贡献。

金理在接受的采访时说，我想起两个例子。一个是听陈思和老师说的：1980年代中期，复旦召开当代文学讲习班，邀请了王安忆与她的母亲、著名作家茹志鹃一起来参加座谈。王安忆当时才30多岁，在会上对着茹志鹃说：“你们老一代总是说，对我们要宽容，要你们宽容什么？我们早就存在了！”还有一个例子来自作家李杭育的回忆录《我的1984年》：1984年，当其“葛川江小说”陆续发表时，没有一个权威评论家对此发言，“当年文坛核心圈的权威评论家，也就是阎纲、陈丹晨、刘锡诚、曾镇南这些人，在当年都是很有话语权乃至话语霸权的，许多青年作家都称他们为老师，很希望得到他们的评论和赏识，我那时也不例外”。在焦虑中，他等到了当时同样年轻的评论家程德培的来信以及一篇洋洋万言的评论文章。于是，“到了1985年前后，众多评论界新锐趁着阎纲们失语的两年扎下了营盘，站稳了脚跟。从那时起，一个刚冒出来的作家有没有被阎纲评论不重要了……”。所以我觉得，得到认可或话语权不是根本问题，关键是每一代青年人都必须“自做工夫”。这应该也是文学生态新陈代谢和健康生长的关键。

而代际问题，我想，随着文学生态的健康发展，随着一代代年轻人的成长，它终将会结束它的历史使命。所以，没有必要对代际话题大动干戈，而我们年轻一代，所需要努力的，就是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自己的创作，成为“这一个”，突破代际对我们的框定。

三、绝境突围

“80后”批评家毕竟是一个崭新的概念，自2012年以来，已经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这对“80后”批评家来说，是一次机遇。俗话说，暴得大名不祥。“80后”批评家也就30多岁，不要为名太过焦躁，沉下心来，安静地做好自己的研究，多读书，多关注当下社会，一定能闯荡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作家郎生在评价老村的小说《骚土》时说，老村的《骚土》是中国当代小说的一场绝地起义。那么，借用郎生兄的话，“80后”批评家只有不做温顺的羔羊，来一场对当代中国文学的绝境突围，方能给当代的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带来新的变数。

                                                                       2015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