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国重    原载：《羊城晚报》2015年6月28日第B5版

　　最早翻译大仲马小说为汉文的，是伍光健先生，所译《侠隐记》（即《三个火枪手》，或译《三剑客》）、《续侠隐记》（即《二十年后》）出版于1907年，《法宫秘史》（即《布拉热洛纳子爵》）出版于1908年，合称“达达尼安三部曲”。

　　金庸对池田大作说：“在所有中外作家中，我最喜欢的的确是大仲马，而且是从十二三岁时开始喜欢，直到如今，从不变心。”基本可以确定，金庸十二三岁读到的，主要就是“达达尼安三部曲”,大仲马其他重要作品，如《基督山伯爵》，其时尚未译为中文，而金庸通过英文大量阅读西方小说，已是二十岁以后的事了。

　　金庸说：“《侠隐记》一书对我一生影响极大，我之写武侠小说，可说是受了此书的启发。”《侠隐记》对《鹿鼎记》影响最大。甚至可以说，如果金庸未读《侠隐记》，或是在二十二岁而不是十二岁读到此书，他就不会写《鹿鼎记》，抑或写出同名的小说，也必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就像我先前所说，金庸如不是八岁读《荒江女侠》，他就不会写《射雕英雄传》一样。

　　于《鹿鼎记·后记》中，金庸说：“《鹿鼎记》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鹿鼎记》像历史小说，像大仲马的历史小说，像大仲马的《三剑客》那样的历史小说。

　　金庸坦承：“《三剑客》教我怎样活用历史。”达达尼安与阿托斯、阿拉密斯、波尔多斯这“三个火枪手”，乃是“半虚构”的人物，法国历史上虽确有其人，却无十分突出的表现与作用。到了大仲马笔下，就不同了。四人不仅在法兰西本国倒海翻江卷巨澜，甚且改变了邻国英吉利的历史，若非达达尼安与阿托斯鼎力扶持，查理二世就不可能复辟为王。金庸的韦小宝则完全出于虚构，将《鹿鼎记》信以为真，这人在康熙朝的影响可是大极了，也改变了邻国的历史，若非韦小宝亲临指导，索菲娅·阿列克谢耶夫娜公主便全无“摄政”罗刹的指望。

　　“三部曲”最末一部《布拉热洛纳子爵》中，有真假两位路易十四国王；《鹿鼎记》中，有真假两位皇太后。

　　金庸说：“成吉思汗女儿很多……《射雕》小说中华筝为虚构，不提其他公主，求简也。”场面大、人物多，是金庸小说的一贯风格；“求简”，也是金庸小说的一贯风格。谁都知道，孝庄太皇太后在《鹿鼎记》故事发生的年代，对康熙个人，对当日朝政，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但在小说中，康熙口上虽几次谈及祖母，孝庄却从来不肯露面。这种“求简也”的作风，部分也是学自大仲马。火器营统领特雷维尔对达达尼安实有知遇之恩，在《三个火枪手》中地位也非常突出，到了《二十年后》，此人仍是统领，却只出现于火器营副统领达达尼安口中了，再也没有正式出场。

　　特雷维尔统领“小时候有幸跟路易十三陛下一块儿玩耍，……有时候两人玩着玩着就打起架来，打赢的还不一定是陛下呢。可陛下挨的这些揍，却使他对德·特雷维尔先生大为器重、恩宠有加”，韦小宝得宠于康熙，走的是同一路线。

　　两书主人公，达达尼安与韦小宝，其经历与性格，也多有相似，另文再谈，此处不表。

　　《鹿鼎记》与《三剑客》之“神似”，不在情节，在文风。

　　不仅是人物的语言，小说叙事语言，也是通篇诙谐、夸张，类似漫画，这是《鹿鼎记》的风格，也是《三剑客》的风格。

　　《鹿鼎记》叙事，远不及之前的《天龙》《笑傲》那么细密，而呈现出一种大而化之、疏疏朗朗的风致，这也是《三剑客》的风致，《三》书叙事，就不像《基督山伯爵》那样细密。

　　金庸早期作品写不到这么流畅，后期的《天龙》、《笑傲》，因为题材的缘故，不可以太流畅，《鹿鼎记》是金庸写得最流畅的小说，这份流畅，是《三剑客》式的流畅。

　　先前我说《鹿鼎记》像金庸爱读的《一千零一夜》那么流畅，如今又说《鹿鼎记》流畅如《三剑客》，两说并不矛盾，且可相互支持。因为大仲马本人，受惠于《一千零一夜》，亦非浅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