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参加会议，更多了解有关非虚构写作的资料。我浏览下来，一个总体的感觉是，相比小说的思潮涌动、花样翻新，非虚构文体一直是比较稳定的。比如，我们会说到“新新闻主义”、“非虚构小说”，舍此以外似乎没有别的主义或流派了。另外，非虚构写作不像是一个新的事物，更像是一个新的命名，像自传传记、新闻特稿、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等等，都可说是非虚构写作，或者说相当程度上是非虚构写作，要这么看，非虚构几乎是包罗万象、没有边界的，倘使套用“无边的现实主义”的概念，就该有一个“无边的非虚构主义”的说法。

非虚构写作之所以有“以不变应万变”的气度，我想是因为它抓住了一些基本的，经验层面的东西，而这些生活的真实、经验的真实，是容易被艺术创新，以艺术的名义忽略的，超越的，却是任何艺术创新所不能替代的。同时，非虚构写作又如心灵捕手，能及时捕捉到基于经验层面上的那些丰富而细致的流变。现在非虚构写作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小说写作在表现生活的真实、经验的真实上碰到了很大的问题。或者说，小说一直以来痴迷于艺术的创新，它脱离现实太久了，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去表现真实了。而文学写作无非走的虚构与非虚构两条路，虚构乏力，非虚构自然会凸显。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非虚构是一种应运而生的新的文学形态，不如说是一种更有操作性，及可控性的写作观念与写作方式。

但我不觉得这是非虚构写作的胜利。身为媒体中人，平常比较多扮演提问者的角色，我有时也会问到非虚构写作的问题。得到的回应，居多为非虚构写作的前景欢欣鼓舞，好像它是一股新的生生不息的文学力量，它代表了文学发展的未来，甚或它的异军突起，还隐含了让文学重归主流或中心的可能。我想，这是一种误读。因为，文学的本质即为想象与叙述，即使是表现真实，亦是对真实的想象与叙述，这才是文学的最高标准。那么，如果说眼下非虚构写作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那与其说是非虚构写作的胜利，不如说是非虚构写作这个概念的胜利，是我们这个转型时代里五光十色的生活的胜利。我们经常听到的说法是，生活本身比虚构还要丰富，还要精彩，生活比小说还要像小说。而这样的说法给人感觉，非虚构写作者，只要把生活实实在在记录下来，那已经很丰富了，已经能替代读者对以往多为小说承担的听故事的需求了。

这个说法看似很有道理，实际上也不是太有道理。这个说法还隐含了一个陷阱，好像非虚构写作是件很轻易的事，就看你有没有耐心去记录。而这种轻易，自然会降低读者对非虚构写作的期待，我们很少会像要求小说那样，去要求非虚构写作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或者说，在非虚构写作里，真实的记录就是最高的标准，真实，真实，还是真实。记录，记录，还是记录，一切的一切都只是为了真实，为了记录！事实是这样的吗？我看未必。首先，好的非虚构写作一定不是机械的记录吧，它得处理角度的选取等等难题。其次，优秀的非虚构写作，肯定不仅仅是见证、参与或记录。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至少在文学领域，在非虚构写作方面，为我们推崇的经典是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夜幕下的大军》，等等。这些经典作品，不是我们通常所说严格意义上的非虚构写作，而是备受争议的非虚构小说。

    像这样的非虚构写作，不止是融合了小说的写作技艺，而是融合了虚构与非虚构。它兼及虚构与非虚构之所长，并由此融合而成高超的叙事艺术。

实际上，虚构与非虚构难有明确的界限，很难做到彼此之间泾渭分明。我们的议题是“非虚构：经验与限制”，这也说明非虚构如果只是停留于经验层面的书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限的。那么，我们与其讨论何谓非虚构写作，非得要给非虚构写作下个准确的定义，划个明确的界限，不如转换一下视角看看，非虚构写作如何突破一些限制，它包含了哪些可能？要带着这个问题，去读《成为和平饭店》《远去的人》和《沈从文的后半生》，我想能读出一些有启发性的东西。

我的第一个想法是，非虚构写作当如何表达丰富复杂的经验？我们在批评小说写作的时候，常常说，眼下的小说表现不出当下纷繁复杂的经验。非虚构写作恐怕面临同样的难题。我的感觉是，很多非虚构写作写的都是某些局部的经验，带有行业化的性质。比如，农村领域、工厂领域。等等。这也很好，至少反映了某个层面的真实经验，但要以更高的追求来衡量，非虚构写作应该有更多的面向，或者说应该能由点及面，包含一种整体性的诉求。就我的感觉，陈丹燕的《成为和平饭店》，就包含了这样的诉求。她不是为写和平饭店而写和平饭店，她把城市，把和平饭店当成人来写，就是要像写人一样，写出它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而这一点，陈丹燕并不仅仅是通过非虚构，而是通过活动在真实的地点，真实的事件里的虚构的人物的表现达到的，或者说是通过融合虚构与非虚构达到的。

第二点，非虚构写作怎样达到内与外的平衡？非虚构写作给人一个感觉，只要把你看到的，听到的，包括由此联想到的外在的生活经验，记录下来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对生活经验给出真实的解释的同时，作者还试图给读者一种客观化写作的面貌。读薛舒的《远去的人》，一直读到她的创作手记，《因为病和爱，我不再文学》，我就有疑问，为什么不再文学？而这书我读了以后，给我留下的是很文学的印象。我想她是要强调自己写作上的一种探索，她要写出自己客观的真实，而不是文学的虚构。实际上，不管虚构也罢，非虚构也罢，都不可能排除主体的介入，你写得再客观，你写下的也只能是从你的视角看出去的真实。在这部作品里，叙述者父亲的日渐远去，和叙述主体的追问与反思，始终处于双向的互动之中，进一步说，是“我”看着父亲一点点远去。所以说，《远去的人》涉及了阿尔茨海默病这样一个公共的话题，同时又把自我的追问与反思，推向了某种极致，也由此写出了某种普遍的人性。

第三点，非虚构写作怎样做到实与虚的融合？我说的虚，可以指的虚构，也可以是相对于实而言的虚。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是写得够实的，我感触最深的是，通篇不怎么能读到对话，也很少见到描绘和议论。沈从文的后半生当然涵盖方方面面，何其丰富的内容，但要我一句话来概括，我觉得这个作品讲的是沈从文如何克服虚无感，重新找到生命的意义的故事。这一层虚与作品的实是有对应的；另一层，在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时时会有做进一步探究的冲动。我想是因为作者在写的时候非常克制，因为这种非虚构的缩略或是“极简主义”，让人时时感觉这后面还有一个潜文本。这让我想到相反的例子，比如茨威格的传记，是把这个潜文本给写了出来。你会感觉他写得很满，但读来淋漓尽致。我想不管哪一种写法，优秀的传记写作，一定是很好地处理了实与虚的问题。

通过这些阅读，我越来越觉得，无论虚构也好，非虚构也好，对于写作者而言，最主要的是要找到最合适的叙述方式，而不是事先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划定一个界限。我注意到非虚构写作，往往强调自己拒绝想象的介入，似乎想象是虚构的专利，事实是不是这样，是可以讨论的。有一点可以确定，非虚构写作同样需要想象力，因为在事关判断你“眼见”的是不是一定就是真实，如果是真实，又是何种意义上的真实，你又在多大程度上开掘了真实等等问题上，是很考验非虚构写作与小说写作同等的想象力与穿透力的。事实上，我说这么说无非是要讲，非虚构与虚构之间，共同点远远比不同之处多，或者说非虚构写作的活力与生命力，也恰恰体现在虚构与非虚构这种对峙与融合的张力上，我们不是要去消除这种张力，而是要去丰富它，完善它，把它推向另一个极致。我想只有这样，非虚构写作才有可能真正成就自己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