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平勇：周老师，你好！我记得，原来你是主要写小说的，最近却发表了不少散文，很值得一读，能说说什么原因让你转向散文了？

      周远清：你说得对，我原来主要写小说，出版了三本小说集，后来写散文，但小说也没有丢，我还会继续写小说的。至于质量，不好意思，我并不怎么满意，也写得不好。一个写作者，应该是多面手，既能写小说，也能写其他文体，这并不矛盾。只是我写了多年的中短篇小说，后来写小小说，现在尝试着写写散文，还准备写写杂文。

      刘平勇：在你发表的散文中，都有哪些篇目你比较满意？

      周远清：我比较看好一点的是《母亲，儿子抱抱你》、《古道上的马蹄印》、《那一杯金银花茶》、《一九七四年的老虎》、《最后一只熊出没》。这些作品都发表在《读者》、《散文选刊》、《海外文摘》等刊物上。

      刘平勇：从这些篇目看，有些属于“朝花夕拾”，也就是写过去的故事。写旧事也能写出新意，想听听你这方面的感受。

      周远清：“朝花夕拾”就是旧事重提，早上的花，晚上来捡。我们常说，衣不如新，人不如旧，散文亦然。题材不怕旧，关键写出新意。许多大散文家写的都是过去的事，比如余秋雨的文化历史散文，很多都是“旧”的史料，但却写出“新”来，了不起；王宗仁的《背心》是发生在很多年以前他援藏的故事，肯定是怀旧的，写得荡气回肠；丹增的很多散文作品都是写他原来在西藏的见闻就特别值得一读。比如他最近写的《阿妈拉巴的酥油灯》，就写的是“几十年前的故事”。如果能“旧瓶装新酒”，那就很有意思了，他们毕竟是大家，可惜我做得还不好。散文不分新旧，现实的可以写，怀旧的也可以写，鲁迅、沈从文的散文有些是写儿童、少年时代的事，现在依然被大家所崇爱，尽管他们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人，但他们的文字还在开着鲜花，还在发出浓郁的香味。

      刘平勇：你写的散文都是你亲身经历的事吗？有人说，散文不能虚构，也有人说散文可以虚构，你的散文里有虚构的成分吗？

      周远清：我写散文都是我所经历的事，有的是少年时代的见闻，有的是参加工作后的事。比如最近写了一篇《炸雷在头顶上响起》，就是写童年的一次遭遇，当时和我一起蹲在苹果树下的一个邻居被雷劈死，他老婆是个神婆子，敲起羊皮鼓请了神也没有将她老公从阎王爷那里拉回来，那是我的一次亲身经历。写《一九七四年的老虎》是读初中时候的事，老虎被打死后挂在警卫连的大厅里，我和几个同学去看过，其中有的细节是听来的，自己经过了创造加工，包括人物的一些心理活动。至于你说的虚构，我理解是这样：散文应该是真实发生的事，真人真事真感情，关键是把自己摆进去，写出最本真、最透彻的那一面。但是，在真实的基础上，为了让作品有丰富的艺术感染力，进行一些渲染、剪裁以及合理的想象，略微有一些文学虚构笔法，也应该是可以的。当然，散文决不能像小说那样去虚构人物，这起码是散文写作的底线。我是这样理解的，别人也许不一定同意这种说法。

      刘平勇：你的不少作品都是以教育为题材的，有小说，也有散文，是这样吗？

      周远清：写自己熟悉的人和事，是每一个写作者应该遵循的。不熟悉的事，非要去瞎编，必是败笔，必然贻笑大方。我在山区、坝区和城区站讲台十五年，熟悉老师们的生活和工作，知道他们内心的渴望和烦躁，包括牢骚，曾经与学生一起笑，一起跳，一起闹。周末和他们上山挖天麻，砍竹子，捡菌子，抓老蛇，打火雀，甚至一起杀狗。岁月的长河缓缓流过，一些记忆是飘渺的，一些记忆又是深刻的。那些我曾经十分熟悉的表情在我眼前闪过，一个个鲜活起来，突兀起来，虽有重叠，但仍清晰如昨。他们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像看过的电影一样交替出现。原来，如烟的往事并没有被山风吹尽。很多事情，虽然零零碎碎，简单而苍白，今天回想起来感觉是傻得不能再傻了。当时却觉得很有意思，是那些时光的真实写照啊。

      我的第一个中篇小说《斜刺里一拳》就是以教育为题材的，写教育战线上多年形成的沉疴痼疾，教育体制的弊病，权力欲望，教师的困惑，等等。这些都是我非常熟悉的，把大脑里储存的东西整理、加工、创造出来，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也有人说我写不成其它题材的作品，我承认，对其它题材不是很得心应手。很多有名的作家不见得写得好自己不熟悉的题材，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事实上，我也尝试写过企业改制的，比如《男人不哭》，（在《安徽文学》发表），写民工讨薪的，比如《地狱判决书》，（在《北方作家》发表），后来写《逃离下马村》、《做成标本的鹤》、《阳光受潮的季节》、《男人外出女人守家》、《红手印》，等等，都不是教育题材的。

       刘平勇：你的作品里面有歌颂，也有揭露，揭示教育的弊端不少，你怎么看？

       周远清：写教育上那些人和事，一个个熟悉的面孔在我眼前闪现，特别是他们长期在艰苦环境中工作，夫妻分居无法团聚，直到退休职称还不能上，写他们那是一种疼痛，一种发自内心的无奈。文学虽然有温暖人心、警醒或唤醒世道人心的一面，说起来很神圣，但是，究竟有多大作用？天晓得！以教育为例，有体制上的问题，用人上的问题，招生上的问题，民师转正的问题，重智轻德的问题，学生营养餐的问题，还有经费投入存在环节上和不足的问题，文学作品毕竟是无力的，或者说是无可奈何的。

      后来的若干小说、散文相当一些也是以教育为题材的，那种奉献精神，那种病倒在讲台上，那种患了绝症还不休息的教育人，我常常夜不能寐，不写出来，心里便不舒服。

      刘平勇：在人类追求物质享受最大化、唯金钱至尊的今天，很多当初的写作者都丢掉文学改弦易张了，你对此有何看法？

      周远清：有首流行歌曲《稻香》里是这样唱的：“不要这么容易就想放弃，为自己的人生鲜艳上色。”虽然我不会成为大作家，甚至有些愚钝，但至少我是不会放弃文学的，文学是上帝赐予我们的精神馈赠，无论是男人女人、老翁蒙童，不分职业、不管身份，都可以爱得如醉如痴。我就是这样的人，文学让我富有浪漫心有绿洲，让我心无旁骛心静如佛，这就够了。我自己在怎样赚钱上是个典型的白痴，单位里若干人炒股买基金那阵子，天天都有人说赚了，又赚了。还有人主动教我理财，我愣是看不懂，那个人教了几次就放弃了，说你这个人只会爬格子，没救了。他说得对，我这是没救了，连最简单的赚钱都不会。

      总之，我不会放弃文学的。

      刘平勇：谢谢周老师，昭通作家之所以能够走出云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正因为有着这种对文学永不言弃的执着精神，作为一个昭通的写作者，我们共勉！

      周远清：谢谢平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