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应拓展自身，拓展文学想象的边界 

   原载：《文学报》2015年6月11日第5版

杨庆祥

                                     写作与批评须有世界之眼

                             陆建德（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
　　中国作家走向世界有焦虑，批评家也是有焦虑的，怎么使自己影响更大。我们创作出来的小说里面的人物也是有焦虑的，他们觉得应该拥有更好的生活。潘向黎说到要“安”，如果你有一个更宽广的时空观念的话，心理就会有所安。
　　讲到安，现在会用一个“宅”字，我想到林琴南也是这种状态，他对中国文化的挚爱特别有原则，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站出来，跟蔡元培交锋，但是在翻译《鲁宾逊漂流记》时又很有感触。林琴南注意到可能有宗教信仰问题，但是他并不是说自己相信鲁宾逊，而是鲁宾逊心里有一个“宅”，他心里是安的，他是有所寄托的。林琴南根据这一点，对中国传统很多文人提出了批评。他说有很多文人是不能自立的，一定要通过考试做官拿一份钱，一无所长，不工不农不商，却恰恰最喜欢抱怨生活。林琴南归结起来就说，其实他们心里没有“宅”，他观察得很厉害很透彻。既然林琴南这样的“保守主义者”尚且这样看世界文学，今天的我们更要打开自己和世界，打开时间和空间。
　　回到当代作品，里面有一些人物，他们很焦虑，他们觉得辛辛苦苦工作一生，房子在哪里，车子在哪里，美女在哪里，这些都是当代的焦虑。这里触及到当代文学一个致命问题，我们参照体系是物质主义体系，这个物质主义体系一方面我们在谴责它，一方面成为它的牺牲品。如果生活里有更重要的东西，这些东西你身上又没有，你是不是能够写下来，自己为它所感动，又让读者所感动，这是作家要奋斗的目标。
　　中国现代文学最伟大的作家，他们心地是很开阔的，他们许多都是翻译家，比如鲁迅先生，他特别关注中国，也特别关注怎么做父亲。他说到，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父亲，背后有一些主旨性的话题，到现在还是特别有启发意义。那个时候的作家，跟自己的文化有一个对话，有时候甚至是批评性的对话，正是这种批评性的对话使他们超越自己的局限，所以我们也要有开放的心态。《文学报》许多文章展现了我们自己跟世界、我们自己跟自己的对话，有时候是批评性的对话，搭建了非常理想的平台。

　　                               批评正在影响整体语文教学

                             王彬彬（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这几年我和中学语文老师在文学接触方面较多，他们有时候一些活动叫我参加，我发现现在学生都用手机阅读，我跟他们讲了半天，手机阅读和纸质阅读还是不一样的，要让他们明白这个道理。他们一时明白不了，不都是文字吗？为什么不一样？
　　渐渐地，我感觉到这些年，文艺批评对中学语文教学方式产生了很大影响，现在的中学语文老师告诉我，他们很多是中文系毕业的，现在讲文学作品，他们也先拿一个理论框架，然后套这个作品。他不对作品进行语言分析、文本分析，就用一个时髦的理论，这样讲课很容易。这样学生对文学的理解是有很大的问题的。等到了学生进入大学时，我给他们讲课的方式，他们反馈说和中学老师讲的方式完全不一样。
　　这让我想到，我们批评界的一些方式，对文学作品的解读方式，或者是批评理念，其实还是在不知不觉影响中学语文教学，因为这个群体很大，继而影响了整个社会对文学的看法，最后影响了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基本的文学素质、文学理念，乃至于影响文学的发展。这就可以说，文学批评有时候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有时候却是坏的作用。

　　                       文学批评也是对正在变化的世界的解读

                           耿占春（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谢谢《文学报》给批评家开辟了评论栏目。如今文学批评是比较边缘化的，受到的关注不如小说，《新批评》能够在短时间内成为中心话题还是很令人愉快的。
　　回顾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文学批评跟文学一样，成为一种非常具有活力的话语方式，到它慢慢地在社会话语空间收缩，比起传媒、政治等语言，文学语言好像变成孤独的小岛，但即使如此，我们也能够发现在今天的社会生活领域，文学语言在很多时候可能渗透到其他领域，对社会空间、日常生活的影响更是细微的。有时候出去吃饭的时候，我观察旁边的父母跟孩子谈话，都使用文学的方式。在我们生活中，我们的情感、交往，对意义的感受和领悟，更多时候是文学性、是文学化的，也许可以说我们生活本身、我们生命本身就是文学性和文学化的。文学批评不仅是对文本，对一定范围内文学文本的解读，也对我们生活，对正在变化的世界的解读，以及对文学文本和正在变化的世界语境之间关系的表述。今天《文学报》给予批评家的奖励，应该是对整个文艺批评事业的激励，很感谢。

　　                               任何时代都面临一个视野问题
　　                    刘琼（《人民日报》文艺部文艺理论室主任）
　　我认为媒体时代有它自己的焦虑，不仅这个时代，只要翻开任何时代的报刊，看一些批评文章，会发现他们对同时代都是不满意的，这是很显然的，为什么会这样？这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特点，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职业都有自己的焦虑，知识分子的焦虑主要在于价值的焦虑、职业的焦虑。今天对于文学的焦虑，恰恰说明我们对文学价值的焦虑，也恰恰是今天文学生态的变化。我们进入新的文学生态里面，这个新的文学生态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前面都说过，技术革命还有社会意识变迁，使我们进入了所谓全球化的时代。这种存在让我们信息的传播，我们获得历史的时空坐标发生了转移。
　　这种新的生态对于文学来说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首先是一个受众面，把自己放置的坐标点和视野有所转移。既然主动自觉去思考了，那么还涉及到价值的问题。今天对于中国文学来讲，有我们自己的新生态。我们说大历史政治的环境变化，或者对于文化中心、文化建设的迫切感，让文学同时进入这个焦虑感，这是中国文学生态的变化，无论写作者主动不主动想这个问题，都是在这个世界的维度下。这个现象已经让我们整个生命体验和存在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和写作不同，批评的尴尬在于批评一定是主动的，如果批评没有这样的视野，没有这样文化的视野，可能批评不能够有发现，也不能够提供经验和价值。

　　                              文艺批评要敢于发现、发声
　　                       周明全（云南人民出版社社长助理）
　　近十年来，当代文学一度被指责为僵死沉闷，我个人的理解，首先是我们的写作者出了问题，在作品里看不到作家鲜活的生活，以及这些鲜活生命个体作为作品的内在支撑，作家躲在文本背后，高高在上，自我神话。读者所看到的只是他们干瘪的文字，无法触碰的作家的灵魂。批评家也是如此，批评家徘徊在各种主义理论间，没有主动发现有独立人格或者有独立精神指向的作家或作品，文章一篇接一篇地发表，读起来毫无生气和鲜活感，作为读者，我们看不到批评家自己的选择，看不到批评家自己的精神气象，甚至看不到批评家个人一丁点的喜好和哀乐。好的批评应该是去发现，别人都看不到，你看到了，这就是对批评的贡献，而不是沉迷在话语的自我繁衍中。我想，无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都应该勇敢地站在自己的作品面前，显示出个人明确的作品风格、风骨或气象，用自己的生命、生活证明自己或自己的文学，是自己个人的事情，证明自己的作品和自己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文学中，个人的真实的存在感是文学生态最重要的源泉，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构建出鲜活的文学生态，才能让真正负责任的文学承担使命或滋养人心。
　　除了作家和批评家内在的鲜活外，也需要外在的媒介的响应和支持。在这个时代，有《新批评》这样鲜活的栏目，愿意给我们提供表达空间，是这个时代年轻人的大幸。文学是复杂的现象，很难说谁对谁错，唯一区分的是将来，到那个时候方能看到到底谁更真实，更艺术地描述了属于自己历史或生命的故事，并发展他所处时代的语言。《新批评》在此过程中，是参与者、见证者，它将和文学一起面向苍茫的永恒。

　　                                    敢于面对同代人

                             金理（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我想起去年参加的一个会，两代作家坐在一起，我听其中一位前辈发言，他讲着讲着就开始批评郭敬明、韩寒。在他讲的时候，我听到背后传来一个观众的声音，那个声音很微弱，但是分明表示出某种不满。我坐在这两种声音之间，那一刻挺惭愧的，作为一个做批评的人，其实本来应成为这两种声音沟通的渠道，现在看来既没有办法告诉前辈，为什么在他们看来很低端，很不太入流的文学里面有可能恰恰拨动当下青年人的心弦，也没有办法告诉同龄人，在他们所关注的这些明星作家之外，还有很多非常严肃的很诚恳的作家。
　　现在中国大概最年轻，最有才华的一批科幻作家可能都是郭敬明旗下加盟的作者。我有一次看《文艺风赏》，很有意思，前面一页在渲染郭敬明电影《小时代》，你会觉得资本的力量已经把这个世界笼罩了，但是翻过来这一页上，看到很年轻的作家通过科幻小说还在想象我们的未来，是不是有可能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的公平，更加的平等。这两种力量在以前觉得应该是彼此冲突的，但是有可能在这个平台上同时出现。郭敬明不断地在刷新我对他的认识，对于他个人的文学，或许可以盖棺论定，但他整体的“文学王国”，跟其他文学交界的地方其实暗流涌动。我会反思，今天像我这样年龄的批评家是否有入室操戈的勇气，和这样的现象对话，这是我接下来想做的一些事情。

　　                                   尽力拓展批评视野
　                      　杨庆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我们这个时代的世界与文学，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分析，这里面我们、时代、世界、文学，其实都是非实体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想象性的建构，这里面的“我们”和“我”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是现代写作里特别重要的命题。我记得在复旦大学开过一次会，郜元宝教授讲了一句话印象特别深刻，他说我们这个时代，如果有个人内在的一点点的小小的发现和进步，那都是特别值得期待和鼓舞的。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在这个很巨大的物质化存在的现实里面，怎样平衡“我”和“我们”之间的关系，这可能是作家特别需要面对的问题。又比如说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到底是什么时代？作家有时候不太想这些问题，又如什么是同时代的作家，怎么和同时代的作家一起成长，活在一起就是同时代吗？好像也不是。我可能感觉，我和李白是同时代。李敬泽老师写《小春秋》，我一直认为他是那个时代的那个人。
　　我特别赞同金理说的，作为我们，所谓年轻的这一批批评家，我们所需要的工作不是根据自己的趣味做有限的选择，而是不停拓展自己，在不同的美学、不同的作家、不同的形式里面，尽可能地更宽地拓展文学想象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