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批评家的枪和玫瑰》已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即日将在全国各大书店、网络书店上架。

                         “80后”批评家群形成过程中的“北馆南社”事件

张元珂

一个批评家群体的形成，至少拥有以下几个必要条件：一是有一位或几位领军人物，以其为中心联系一定数量的优秀批评家；二是有固定的学术平台或期刊媒介，使其拥有表达该群体愿景的话语权力。这个平台对他们的支持是长期的，而非一时的；三是他们的批评深度介入下文学现场，特别是对同代作家的成长与创作构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四是这个群体具有同人团体的凝聚力、发展力，既表现出了集团作战的优势，又有个体独特的批评个性；五是批评家主要成员必须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前瞻性的批评视野，其在场方式引人瞩目。

若照此标准，近几年来，一个由杨庆祥、金理、黄平、刘涛、何同彬、傅逸尘、徐刚、周明全、项静等组成的“80后”批评家群从2012年起，逐渐由原先的“伞兵游勇”聚合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力的青年批评家群，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们都堪称“80后”批评家群的领军者，理论素养深厚，批评热情高涨，不但拥有固定的话语平台，也以群体作战的方式深度介入当下文坛。然而，它的形成与两个文学事件的推动是密切相关的。在北京，他们被聘为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每月定期开展学术活动，这为该群的形成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在昆明，由周明全策划、组织的“‘80后’批评家文丛”顺利出版两辑，并产生了较大影响。我们可以将之简称为“北馆南社”。

挥师北上：聚首中国现代文学馆

杨庆祥、金理、黄平、刘涛、何同彬、傅逸尘、徐刚、项静、周明全等“80后”批评家都是目前最为活跃的青年批评家代表，也都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杨庆祥为“80后”批评家，是首届客座研究员的佼佼者，也是目前“80后”批评家群中的第一领军人物。读他的《“80后”，怎么办》，看他的1980年文学研究，观他的文学批评，一种少有的震撼力，总会萦绕于心。他将80后学人的活力、魄力展现得淋漓尽致。金理、黄平、何同彬等来自上海和南京，为“80后”批评家为第二届客座研究员中的优秀代表，其批评成果及发展势头备受瞩目。这三人善以学理化的思维和脱俗的洞见，展现了学院派80后批评家在理论功底、知识生产和个性批评方面上的优势。刘涛以“认识自己、认知时代”为目的，以“通三统”（晚清、现代、当代）为己任，其抱负可见一斑。作为一位优秀的80后批评家，较早从“群”的维度上展开了对70后小说家的研究，其对文学现场的敏锐捕捉力、感悟力及对学术前沿的开拓力，都是可圈可点的。傅逸尘专注于军旅文学批评，在该领域内已是公认的青年才俊，其对军事文学理论，特别是伦理维度的系统研究，其对代表性作家、作品的及时阐释，特别是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的专论，其对文学创作中暴露出的不良倾向的善意批评及初步诊断，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周明全以出版人、批评家、作家三重身份介入当代文坛，他以敏锐的眼光和火一样的热情，不但对那些被边缘化或有意漠视的作家、作品、现象做出独立的判断，而且对80后批评家从整体和个案两方面所做出的细致研究和初步评判，都是卓有成效，且是开一代新风的。当学界大声疾呼“文学批评后继无人”之时，他既以在场者姿态从事文学批评，又以文学组织者身份将南北两地的青年才俊组合在一起，且在可预见的将来能够为80后批评家群的扩容、成长和生成文学批评史意义，其在这个群体中的地位、作用都是不可泯灭的。

这样，国内优秀的“80后”批评家借助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个平台走在了一起。他们利用这个平台，每月举行一期论坛，就当代文学坛上发生的热点话题、经典文本展开深入探讨、交流，初步形成集团作战的优势。这样，作为一个“群”的面貌就初步彰显出来。

在此之前，尽管杨庆祥、金理、黄平、刘涛等批评家陆续在一些期刊上开设专栏，以对话交流、合作撰写文章等方式，实现了小范围内的合作，但我觉得，这并没有形成一个同人团体意义上的批评家群。从2012年以来，各个地区有代表性的“80后”批评家齐聚中国现代文学馆，并在此开展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彼此加深了印象。在此期间，中国作协也有针对性地举办了“80后”批评家研讨会，从而在全国层面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其群体风貌才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凸显。因此，如果说“80后”批评家在2012年、2013年快速崛起，并形成一个文学事件的话，那么，中国现代文学馆是促成这个“80后”批评家群形成的主要推手。他们作为一个群体集体亮相并在全国层面上产生影响，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制度。

与高校文学院侧重知识生产和学术规范化教育体制不同，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制度是另一种全新的培养年轻批评家的培育方式。他以当代文坛的前沿问题（现象思潮、作家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引导青年批评家近距离地介入当代文学的中心，及时而深入地对新问题、新现象做出回答。这种实践实质上是在已有知识储备与理论素养基础上，在人文领域内，培养应用型的文学批评专业人才的活动。这样，这些来自大江南北的80后批评家齐聚在此，借助文学馆作为全国学术交流中心和资料中心的地位，借助其主管单位中国作协及其所属期刊在全国文学批评界的影响力，借助吴义勤、李敬泽、施占军等一流批评家号召力，既使得这个批评家群中的领军人物及主要成员在全国层面上走在了前台，也使得他们能够在争取话语权方面发出较为一致的声音且在文学批评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聘期一年结束后，他们被永久性地聘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研究员，可以长期在此开展学术研究、交流活动。该馆永久性地为他们的学术成长和批评活动提供财力及智力方面的支撑，事实上，这就为“80后”批评家的快速成长和批评家同人团体的形成，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目前，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在加快学术中心的建设步伐，以各种方式和大学文学院、期刊杂志社开展互动，此种背景下，依托文学馆发展起来的“80后”批评家群必然会有一个快速发展的机遇期。而如何在媒体批评与学院批评之间，发出第三种声音，则是我们对这一群体的衷心期盼。

这个“80后”批评家群体一经形成，就表现出了极强的发展力，对同龄批评家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2013年，周明全和徐刚的加入，则让其更如虎添翼。徐刚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科研处工作，后调入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他的学问及文学批评在“80后”群体中，应该说是非常优秀的。徐刚的加入使得文化研究、媒体批评的成熟风格被引进来，使得这个“80后”团体在批评理念上更加多元化，活力四射。2014年第三届、2015第四届又将徐刚、丛治辰、李振、王晴飞、王敏、项静、方岩等多位“80后”批评家入选到客座研究员队伍中，相信今后将会有更多“80后”批评家被聘为客座研究员，“80后”批评家群也将会不断壮大。其中，项静是海派批评家的后来者，有丰富的创作经历，转入文学批评领域，其对这个行业的理解和批评实践，也都让我们对之心生期待。康凌作为学院派80后中的“后生”，其良好的学术素养、系统的知识体系和对文学现场的判断力，也都是可感可见的。向静和康凌的加入，不但标志着80后批评家群体可持续性的发展力，也昭示了这个群体在当代文坛的凝聚力。另外，李德南以扎实的哲学功底，鲜活的审美直觉，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其新锐的姿态和文学的气场，都让人惊叹。他对学界同人的敬意、关爱，他对80后作家的体谅、呵护、提携，连同其纯正的文品一样，也都让我们对其心生敬意。他虽暂未进入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这个群体，我想，在不久的将来，他也将是80后学人中的一员虎将。

再次南下：汇聚云南人民出版社

要谈“80后”批评家群体的最终形成，还与云南的周明全及他策划的一套文丛分不开。

周明全出生于1980年10月，地道的云南人，绘画专业，先是供职于一所地方院校，之后辗转到报社，最后落脚至出版业。这就注定了他有多个身份：一直从事散文、随笔创作，他是作家；谋职于报刊，他是媒体人；现在就职于出版社，他是出版人；2012年以来又从事文学批评，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他又是批评家。在诸多身份中，他最珍视批评家这一身份。这么多身份集于一起，必然造就了一个丰富而多元的人格体系。绘画赠予他以感性的认知意识，以涵养人性的人文情怀，以发现美、表现美的能力；作家身份使他能够艺术化地理解、介入、穿透现实生活，并构建自己的精神世界；媒体人身份让他深谙信息社会的运行逻辑，加深了其对社会各个阶层的理解；出版人身份拉近了他和文化市场的距离，使其能够精准地把握住当下文化发展脉搏；批评家身份让他和当代中国文坛动态密切相容，使其在批评实践中加深了对自我和社会的认知。

周明全的加入无疑让这个“80后”批评家群更多了一些朝气和力量。他以敏锐的眼光和超常的能力确证了自己在“80后”批评家群体中的位置。

一是撰写评论文章。一个人从事文学批评活动，若没有说服力的作品，是很难被业界认可的。这需要从质量和数量上都得达到一定的标准。他从2012年4月从事文学批评活动，两年不到的时间就写下了30多万字的评论文字，陆续刊发在《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当代文坛》、《创作与评论》、《扬子江评论》等主流评论期刊，以及在业内较有影响的《上海文学》《山花》《大家》《文艺报》、《文学报》、等报刊上，并在文学评论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的写作速度和产量在文学评论界也是少见的。他对老村、吴洪森、姚霏的研读，重新打捞起了这些被文学界弱化或漠视的优秀作家、作品，其眼见卓识是令人钦佩的；他对莫言、余华作品的解读，可看出他对文本进行深耕细读的才华和能力；他对张燕玲、张莉、金理、杨庆祥、黄平、刘涛、何同彬、傅逸尘、徐刚等批评家进行了深入研究，评点全面而到位，字里行间满蕴着情感，亦流露出了对学界同仁的敬佩与关爱之情。他也可能是第一个对“80后”批评家群体进行及时关注与系统研究的批评家，且卓有成绩。其中，《绝境突围》从当代文学批评流变、“80后”批评家所遭遇的瓶颈、知识结构及成果等几个方面，对“80后”批评家进行了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堪称“80后”批评家群崛起的宣言书。此外，《可以无视，但不可以淹没——试论〈老村〉及其代表作〈骚土〉》、《什么是好的中国小说——以老村经验为例》、《批评·宽容·忏悔——从莫言的〈娃〉反观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境界》等论文也显示出了他的功力和才华。他的这些论文得到了陈思和、李建军、王干、张燕玲等前辈的肯定。这也说明他所从事的文学批评工作是扎实而有效的，他的勤奋及取得的成绩值得我们学习。如果没有对文学及文学批评的热爱，我们很难相信他在短短几年内会取得这样的成绩。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对文学批评有真知灼见的人。

二是践行感兴批评理念。文学批评本无固定的理念，也无固定的标准。前些年，学界流行以西方“大理论”阐释、研究当下文学现象、思潮、作家与作品，当代文学批评宛然成为验证西方文学理论正确与否、时髦与否的靶子。而今，曾经风靡一时的研究方法很多被证明是无意义的，甚至是毫无价值的。我这样说，并非否定他们的成绩，而是否定那种生存活剥、牵驴上磨式的简单移植理论的做法。当下缺乏的反而是那种文本细读式感兴批评。我觉得，周明全在这方面做得很扎实、到位。尽管他宣称“我虽做批评，却无什么理念，读书全凭心性、兴趣所致”，又说“搞文学批评实属半路出家，暂无专业理论资源可资借用。虽写了这么多，然至今再读，满意者寡，权当练笔，权当打发无聊的日子”，但是，这里的“全凭心性、兴趣所致”实乃中国传统文人率性而为的感兴式批评，他的有些评论文章真是像极了明清的文本评点派。我也注意到，他在《什么是好的中国小说》一文中，从“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意境、中国风格、中国故事、中国语言”六方面来分析老村的小说《骚土》，并以此作为评定“什么是好的中国小说”的标准。由此看，周明全宣称“暂无专业理论资源可资借用”，不过是托词而已，其资源来自中国古典的传统文论。其实，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孟子的“知人论世”说、庄子的“言意”说、王昌龄的“意境”说，皆成为他从事文学批评所借鉴的理论资源。

三是策划“‘80后’批评家文丛”。2013年11月，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刘大伟社长的支持及积极参与下，由周明全策划、组织、筹资的“‘80后’批评家文丛”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文丛第一辑包括《现场的角力》（杨庆祥）、《隐藏的锋芒》（周明全）、《一眼集》（金理）、《贾平凹小说论稿》（黄平）、《“通三统”——一种文学史实验》（刘涛）、《浮游的守夜人》（何同彬）、《后革命时代的焦虑》（徐刚）、《叙事的嬗变——新世纪军旅小说的写作伦理》（傅逸尘）共8本书。该文丛的出版是对“80后”批评家整体实力的一次集中检阅，标志着“80后”批评家群的最终形成。因此，我认为，该文丛的出版与发行可看作2013年中国文坛的一个文学事件。当然，周明全为这套书的出版付出了心血，功不可没。我们知道，出版此类丛书要冒着血本无归，甚至失掉年终奖金的风险，任何一家出版社都不愿意、也不指望靠出版此类图书赢利。出版社是企业，首先要考虑利润问题，至少不能亏本。

更让人欣慰的是，据周明全讲，《“80后”批评家文丛》为开放性的丛书，今后每年将推出三到五位“80后”批评家，全方位展示“80后”批评家的创作水准。2015年初他在次推出了第二辑，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表情》（项静）、《读后》（康凌）、《途中之镜》（李德南）3本，此外，2014年开始，周明全将以文丛为主体，延伸出《“80后”批评家年选》，将“80后”批评家每年在主要评论刊物上发表的文章筛选、整理，每年出版一本选本，为学界研究“80后”批评家提供必要的文本依据。此工作已开展，2015年初，由周明全和金理主编的《“80后”批评家年选（2014）》已出版，在业内反响很大。近日在北京周明全相聚，他在饭桌上讲，已经启动了另外一套批评书系，作者队伍也主要以年轻一代批评家为主。周明全对文学精神的真诚信仰和对文学批评事业的全身心投入，不得不让我们为之动容。若干年后，当我们回首“80后”批评家的成长及文学成就时，他的作用和地位是不能被漠视的。周明全应该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在做这些事的，但风险的背后，却是他对文学批评事业在出版上的热情投入，这都是一个助力文学事业的好事。

因此，在我看来，周明全加入“80后”批评家队伍和“80后”批评家文丛的出版，就不是一件普通、孤立的事件，而是一个有很大意义的文学事件。这个由杨庆祥、金理、黄平、刘涛、何同彬、傅逸尘等组成的“80后”批评家群在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再次相聚，不仅显示了该群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凝聚力，也再一次表明了“80后”批评家作为一个同人团体地位的持续发展力。

“80后”批评家前景可观

“北馆南社”借助“80后”批评家这个群体，在民间而非官方意义上实现了初步联合，分别在中国北方和南方联手培养、推出“80后”批评家，形成了南北互动态势，使得这个在二年前还处于潜隐状态的文学群体快速地浮现于文学现场的前沿。金理、黄平、何同彬、项静、康凌等在南方的批评家汇聚到北方，杨庆祥、刘涛、傅逸尘、徐刚等北方的批评家开赴南方，在长此交流与融汇中，必然会产生一种全新的批评景观和学术气象。加之他们学术师承、门派的不同，来自陈思和、程光伟、丁帆、吴义勤、张颐武等学术界前辈的学术谱系及知识体系在被继承、发扬过程中，也必然实现着新的融合。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把这种现象看作南北知识谱系与学术传统的一次大融合、大交流。这种不是对立的，而是趋向于融合的学术倾向，更让我们有理由对这批青年人寄予厚望。

“北馆南社”所主导的这个“80后”批评家群体的出现，不但给当代文学批评带来希望和活力，也消极了新世纪以来弥漫于批评界“后继无人”的代际焦虑。由于两地加快了青年批评家的培养、推介的力度，那些在全国层面上展露头角的“80后”批评家就会被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纳入到这个群体内。我们欣喜的看到，前些年备受批评界担心的文学批评缺席及不在场问题、批评人才队伍断裂或后继无人问题，在2012年以来的两年内得到较好地改观。另一方面，“80后”批评家的崛起，并形成类似同仁团体性质的群落，是继“60后”批评家群之后，又一个引人关注的文学批评群体。他们不但与“80后”作家同步成长，也与新世纪文学共同前进，其介入当代文坛的姿态及热情，是让人倍感振奋的。相比于“70后”批评家的单兵单干、溃不成军，“80后”批评家充分吸取了当年“60后”批评家善于抱团发展、集团作战的经验，他们的出场姿态以及在场方式也是让人刮目相看的。

由于地域文化影响及个体经验的不同，南北两地的“80后”批评家必然表现出了个体的差异性，但是，他们是在一个共同的文化语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也有着大体相近的教育背景和时代体验。无论是有着高校深厚的文学教育背景的学院派批评家（比如杨庆祥、刘涛、金理），还是有着良好社会经验和媒介经验的媒体批评家（比如周明全），亦或是将二者有效结合起来的第三派批评家（比如徐刚），尽管他们没有统一的文学理念，个体差异也比较大，但是，他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理想目标是具有某种一致性的。

比如，这个群体中的成员大都是北大、人大、复旦、南大等名牌高校的博士或出版界的精英，接受过系统的文学派教育，有着较强的专业素质及人文素养；他们都是青年才俊，谦虚好学，敢说真话，较少表现出文人相轻的臭毛病；他们从事文学批评，论说精准、严谨，文字里透露着才气和锐气；他们容学院批评与媒体批评于一体，以开专栏、做访谈、评奖、出版文丛等方式，积极介入当代文坛；他们对“80后”作家的推介与阐释就蕴含着集团作战的意味；他们在争取“80后”批评家话语权方面是心心相通的；他们在为人、为文方面都至诚至敬、善学多思。这都使得我们对“80后”批评家群的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和期待。

以上三点，使我觉得，“80后”批评家在北京和昆明的两次聚首，堪称新世纪文学的一个标志性文学事件。中国现代文学馆和云南人民出版社不但在“80后”批评家群的形成过程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在未来也必将长久地、根本性地推动“80后”批评家群的发展。这样看，“北馆南社”有望在新世纪文学批评领域引领一个时代，也有望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新气象、新格局。

展现活力，代表希望，预示未来，这是年轻人身上特有的标签。我很幸运，认识并结交杨庆祥、刘涛、周明全、徐刚这样的“80后”才俊，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我也是年轻人中的一员，能遇到这样一批人品、文品俱佳的学界同人，也真是个缘分。衷心祝愿他们，在文学批评与研究领域内，建功立业，引领未来！

2015年4月18日  修订于沪杭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