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大招风的批评

      树大招风是自然界现象，这一现象的形成盖因树木的生长过于粗壮和醒目，以至招来风的眷顾和垂青，成了风眼或风源。在当前的文学批评领域也有一种现象与这种自然现象相类似，可谓之为树大招风的批评。

    这里的树大是说作家的名气大，招风则是指这些名气大的作家一旦有作品出笼，就会引来批评家关注闹得动静也大。批评围着大作家名作家转本也没什么不妥，毕竟这些大作家名作家的作品代表了一定的水准，对他们的作品进行批评能起到举一反三、启迪借鉴的作用。这样看来，文学批评在某一时间段上聚焦某一个名家大家作品，应属于批评的常态。不过在这种树大招风的批评中，有一种不好的倾向也应引起警惕，此种倾向严重点说已经背离了文学批评本意。

    以《文学报.新批评》为例，这个新锐批评专刊的推出，开创了文学批评的一片新天地，确实起到了批评应起的作用。正是出于对新批评的满怀期冀，当这个每半月一次出现的“新批评”如期而至，我基本上是每一期都要认真地读上一读，特别是针对那些大作家名作家的批评，品读起来更是细嚼慢咽，树大招风的批评这一说法的提出，就是我在阅读针对大作家名作家的批评时形成的。我发现有些批评家在从事树大招风的批评时，过于意气用事，对批评对象的评说经不起推敲；有些则缺少宽容，在枝节问题上纠缠，管了不该批评管的闲事，让树大招风的批评招来的不是清风、暖风，而是阴风、寒风。今年1月《文学报.新批评》中有一篇批评家杨光祖评价余秋雨新作《冰河》的文章，在这篇题为《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的批评文章中，开头就把余秋雨定位为：“我一直认为余秋雨是一位三流的学者、三流的散文家。读完了《冰河》，我发现，他还是一位三流的编剧，一位不入流的小说家，如果能算小说家的话。”这种一上来就给作家武断定位的批评，立马就给人一种并非如此的感觉，倒让人觉得这个批评家很会逞强使性。“三流学者、三流散文家、三流编剧”是个什么概念？在此权且找个对应的说法来把这些概念清晰化。以中国作家的文学影响力来说，不外乎国家、省、市这些范围，现在我们把中国作家中有全国影响力的定位为一流作家，在本省有影响力的定位为二流作家，在本市有影响力的定位为三流作家，那么按杨光祖先生对余秋雨的三流定位，余秋雨仅属于市级地方作者的水平。但事实上并非这样，仅就余秋雨开创出来的文化大散文来说，也不可能是一个三流散文家能做得到的。一个三流作家也不可能树大招风，引来像杨光祖这样重量级的批评家关注。当然我的这种对应说法也并不是十全十美，可能关于几流作家还有更恰切的说法，那个恰切说法就留给有兴趣探讨的人去认证，为了说清楚眼前的问题，只好迁就着使用我的这种对作家几流的划分。根据我的划分，杨文显然有贬低余秋雨之嫌，因为贬低得超过了限度和读者的承受力，即使批评起余秋雨的作品来有理有据，也会削减批评的力度，甚至会在无意识中把批评家自己也搭进去。既然是个三流作家，还有必要对他的《冰河》进行长篇大论吗？地市级水平的作家不可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就算是想通过作品批评来证明余秋雨是个三流作家，证明了之后又能怎样？树大招风的余秋雨还不是照样树大招风。

    还有一篇树大招风的批评是针对王蒙的新作《闷与狂》的，陈冲先生撰写的《为什么是两只猫？——对一部反小说文本<闷与狂>的反批评》发表在了2014年10月9日《文学报.新批评》。这篇批评是如何绕来绕去的暂且不说，我要说的是对一篇批评来说抓住作品的语文知识错误说事，好像与文学批评不是太相干。陈冲特意在文章中指出：“在第32页和第150页，王蒙两次将‘龙车凤辇’误作‘龙驹凤辇’。这个‘车’，虽然‘读如驹’，但写成‘驹’就错了。在第144页，他将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误作《我们夫妻之间》。”这类错别字和误写的存在，其实并不影响作品的整体表达，文学批评完全可以不必围绕作家的这些失误大作文章，而应该就一部作品内在结构的毛病、人物塑造上的缺憾、立意的错位等大的方面进行解析，这才是文学批评的职责所在。在作家的作品中发现语文知识方面的错误批评家要得宽容处且宽容，这类错误一般都属于作家的马虎或误记，很容易改正过来。发现这类错误的最好方法是私了，也就是私下里告诉作家你作品里有个字写错了。在批评文章里把错别字拿到明面上曝光，也说明不了批评家如何高明。现在报刊上发表的作品存在错别字的太多了，差不多每一篇里都能找出几处，如果文学批评把挑错字也当成份内事儿，那么仅此一项就够批评家忙活的了。当然在树大招风的批评中，可能是批评者认为大作家名作家就应该十全十美，你王蒙是大家就不应写错字犯常识错误，但大家也是人，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常人犯的错误大家王蒙也照样犯。还是那句话，文学批评不能纠缠在枝节小事上，即使是树大招风的批评也该能放一马的时候放一马。因为批评还有很多正事要干，批评家不能因小失大。

这样看来，以尖锐批评为特色的“新批评”也是前路漫漫，如何在批评中做到不先入为主、不口无遮拦、不意气用事、不吹毛求疵，当是批评家从事批评时的自我规约，先律己然后再律人，在这个前提下产生的批评，才能达到批评家与作家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