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岳：幻想让文学专注于审美 

    拜伦曾说这个世界有两种写作者，一种人写自己的生活，一种人写自己的幻想。到了博尔赫斯那里，他更坚信对世界的最好观察是隐喻，如果有“作品”，那也只能以隐喻的方式来感受世界的不同。
　　在博尔赫斯之后，许多年轻一代写作者或是出于缺乏现实生活经历，或是认为现代派写作容易习得，纷纷跳入这“隐喻”的浪潮里。大多数写作者认为技巧是现代派的首要武器，而往往忽视了他们对外部世界及文学本身的思考，用语言的方式打开、重组对世界、文学的认识，需要的不仅是技巧，还有更多思想力的支撑。它的门槛并不低，也容易伪装，许多写作者起步时使用它作为旗帜，半途放弃转向另一端的写实，也有写作者仍然相信幻想是对世界最好的观察方式，特别是在新闻事件层出不穷，精彩程度超过许多写实作品时，小说如何再度获得发现世界奥秘的能力，产生了许多不确定性。
　　年轻一代的写作里，朱岳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他写作很慢，多以短篇出现，他相信有一种写作是非娱乐也非目的性而纯是审美的，他确信幻想对于严肃写作的重要性。看他作品时，会不由得想起阅读博尔赫斯的语言迷宫对现实以外的探索如此饥渴，也会想起川端康成在短篇小说里通过隐喻如何把日本的传统引入当代场景。四年前，朱岳在《睡觉大师》里这样写：“早晨醒来，我会吃一些朴素唯物主义，喝一点海德格尔主义。打开窗，在悲观主义上跑一跑。然后坐上我的机械唯物主义加佛教赶到实验室钻研维特根斯坦。”到了今年的新作《说部之乱》里，小说回到混沌原初，语言文字时而成为人与人之间决斗高下的武器，时而成为一种传染病进入人体。他天马行空的故事设定是吸引读者的第一道帘子，打开这一层，会发现他在语言上的敏感和对哲学思考的沉迷，是支撑起这些短篇拥有丰富指涉和回味的原因。
　　小说的形式原本就应是不拘于一种的，可以是理性、感性，也可以是智性，朱岳的写作虽“小众”，也被许多人大呼看不懂，他却坚持去尝试回答一些重要的文学命题：对想象力的探索、现实与世界之关系，以及小说之所以存在的本质在何处。

　　                                  幻想是我的文学生活

　　记者：幻想能力原本是文学的基本要素，但是现在反而很少谈论了。你很重视这点，甚至认为自己写作的是文学幻想小说，幻想在文学里承担了什么样的角色？
　　朱岳：人在睡着时做梦，醒来以后会幻想。梦起到维护睡眠的作用，幻想似乎也有助于维护我们清醒时的生活。梦给出启示、弥合创伤、透露秘密、疏导欲望，幻想大概也起这样的作用。梦不仅仅来自睡觉的那张床，它可能源于很深远的过去；幻想也不只属于一个封闭的房间，或者一次散步，它其实根深蒂固。文学只是更自觉、更有组织地进行幻想。我说的文学幻想小说，是来自对幻想的幻想，就像源于一个梦的另一梦。
　　记者：读《说部之乱》是能带来这种感觉，幻想如梦境一样偶发性地跳出。那些以读名著多少来决定战斗力的刀客、海边的巨人、迷宫大师等等，你如何捕捉这些想象进入写作？
　　朱岳：我们这个世界基于一些规律才是现在这样，我们的生活也像游戏一样建立在一些规则上。这些规律和规则，有些我们意识到了，有些很难觉察，有些清晰，有些模糊，对它们进行修改、调整、逆转，就会产生变形的世界和生活形态，这可能是我的方法。
　　记者：就近年两部作品来看，能够感觉到这种幻想生发的思考有变化，在《睡觉大师》里有个故事是说主人公醒来“吃一些朴素唯物主义，喝一点海德格尔主义。”现在，文学本身成为新故事里进入世界的通道，生死或输赢，都离不开。你与文学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朱岳：这和我的生活有关，我这几年的工作是做文学编辑，我每天都必须看小说，一遍遍看，《天使望故乡》这部巨著，我短时间内读了三遍，还不包括快速通读。下班后，我继续看一些自己喜欢的小说。如果我是个矿工，可能写矿上的生活，那么，既然我是个文学编辑，就可以写写文学生活。我对文学没什么特别的“信心”，它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记者：虽然阅读过程很畅快，读完感觉留下了不少东西，特别是用小说解释小说的方式，比如同名短篇《说部之乱》里不同人患病可以随意说出某部名著的句子；《词隐》里是《红楼梦》文字军团打上了《魔山》的军团。这种书写把读者引入了语言敏感的细处，以一个新角度去看文学最原始的样子。这里面有没有隐藏着你对未来文学样式的一些判断？
　　朱岳：文字、图像、影像、人造景观……在当代已经成为主要的现实填充物。我们每天对着电脑、电视，路上可以看手机、看电子书，周围人的话题来自微博、微信或者某个综艺节目、某部电影。我想未来这种趋势会更为明显。随着“现实”的“虚拟化”，文学肯定也要变化，不是直接去写“我今天上网看到……”，而是将之重新作为一种现实处境表现为某种意境。
　　记者：的确如此，我阅读后之所以会记住一些情节，是因为现实中许多怪诞的事被浓缩了进去，有其影子。高度的符号化造成了对现实的高度概括力，或许这种方式才能够避开“新闻真实”对“小说真实”的一种压迫感。
　　朱岳：即便是新闻，如果总是按照某个模式，某种腔调、视角、观念去写，也会脱离现实，形成偏见，掩盖真实。摆脱俗套，从鲜活的经验出发就会接近“现实”，当然不是面面俱到。有些新闻其实非常有意思，会让我反复琢磨。
　　记者：但如今还是有许多非常写实的小说家尝试直接改写了新闻事件进入文本，阅读效果反而遭到批评，对小说虚构再造“现实”的能力产生了质疑。
　　朱岳：我看过一部分卡波蒂的小说《手刻棺材》，我的印象是“完全不像是真事”，因为太离奇了。所以离奇与否也许不在于是写实还是虚构。改写新闻事件这个做法应该没什么问题，主要看作者的选择，选择哪些事件，如何写。我记得我曾经想写一个大熊猫咬人的故事，一个游客跳进动物园大熊猫的围栏里，走近熊猫，结果被熊猫死死咬住。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不知道它有没有意思。最近看了一个纪录片，讲一位老大爷买了很多狼在郊区养殖，为了给自己养狼这件事找点“意义”，他把狼和各种狗配种，说要配出更好品种的“狼狗”。他还说狼可以赠送给外国。我如果写新闻事件，可能会写这一类故事。

　　                               写作偏离常规需要勇气

　　记者：至少这这部新作里，我看到你使用的意象是很西方化的，有一些作家诸如拉美作家群、茨威格、川端康成等短篇小说里看到的幻想是基于本土传说的。其实我们传统里这类材料也很丰富。
　　朱岳：我记得司汤达说过大概意思这样的话———虽然用法语写作，但我写的不是法国文学。司汤达有定居意大利的经历，我却没有，我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现在我居住的地方，距离我精确的出生地点只有一站地，我出生的地点距离我工作的地点只有两站地。但我觉得我用中文写出的也不一定就是“中国文学”。当然更不是“西方文学”或“世界文学”。这些概念对我没有帮助。我也不需要“归属感”。想起一则笔记小说，属于我喜欢的类型，附在这里：鄱阳龚氏，其家众妖竞作，乃召女巫徐姥者，使治之。时尚寒，有二猫正伏炉侧，家人指谓姥曰：“吾家百物皆为异，不为异者独此猫耳。”于是猫亦人立，拱手而言曰：“不敢。”姥大骇，走去。（《续墨客挥犀》宋·彭乘）
　　记者：博尔赫斯也持有这个观点，他不相信非得从本土寻找题材，相信莎士比亚可以写出不同国家版的《哈姆莱特》，他只接受作为隐喻的作品。这对作家本身的思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朱岳：“从本土寻找题材”，我现在打开电脑、手机，就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事情，从空间上说，它们发生的地方很远，但是我寻找它们，并不需要出远门。因为全球化，美国股市的事情不一定比对门老大爷的事情对我的影响小。“本土”这个概念已经和信息闭塞的时代非常不同了。像“死亡”、“命运”、“背叛”这样的主题专属于哪个民族呢？它们却是属于世界的，也属于每一个人。
　　记者：我看到不少读者会说看不懂你作品。简单来说，当下阅读和评论习惯是更亲近红楼梦式的、张爱玲式的，甚至马尔克斯式，但对博尔赫斯式却不免生疏，于是有意识地避开。你对这样的写作环境有没有疑虑？
　　朱岳：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一个作者，只有他的本来面目是他应有的样子。不是看什么好、什么伟大、什么重要，就去写什么、成为什么。那样做，一是没意思，二是容易陷入自欺欺人。能否持续、如何成长，都顺其自然，文学千年，烟消云散的事儿，我们见得还少吗？
　　记者：写作有如此心态不易。你的写作风格也是可以反映出一些日常阅读的。
　　朱岳：我以前读维特根斯坦、卡夫卡、博尔赫斯、川端康成、芥川龙之介，现在很难找到新的能反复阅读的作家了。借此机会，我推荐我编辑的一本书，莉迪亚·戴维斯的《几乎没有记忆》。
　　记者：你写小说进度很慢，上一本小说还是四年前了。
　　朱岳：我相信灵感，很多人批评这个，认为这不是专业的。专业人士知道在没有灵感的情况下如何进行下去，但是我不知道。写小说也不是我的专业，我不靠它吃饭。我得等灵感，它们很长时间才来一次，灵感一来就好办了，写出来用不了多少时间。很多时候来的是假灵感，过去很久才能意识到，原来是假灵感，这时就会很沮丧。
　　记者：在写作上能够选择违反“常规”是要很大勇气的。今后会尝试往写实方向或长篇方向做一些变化吗？
　　朱岳：好像是爱因斯坦说的———“任何一个有智力的笨蛋都可以把事情搞得更大，更复杂，也更激烈。往相反的方向前进则需要天分，以及很大的勇气。”我很认同这句话。当然，只要不违背本性，不落俗套，我也可以尝试写实、写得更长。有时候确实想换换花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