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报读书会昨天邀请来一位从乡村出发，立足于上海的写作者

进城的人，远方永远是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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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王湛实习生裘雪琼/文吴煌/摄

　　“我手上有20多道伤疤，每道都来自生活，”陈仓伸出左手，灯光打在一道道伤痕上，“为了生活，我砍过柴，种过地，挖过药，淘过金，我还吃过草皮、树根、石粉、野菜。”

　　这是昨天的钱报读书会上，作家陈仓的开场白。

　　陈仓曾经是陕西秦岭大山深处塔尔坪的放羊娃，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走出大山到外面闯荡世界，西安、沈阳、广州、福建、北京，一路漂泊，打拼十几年后，终于选择上海定居下来。

　　在上海，陈仓成为一个收入小康的媒体人，一个业余时间在文坛挥舞诗歌小说两把板斧名气逐渐上升的作家。买了房，买了车，娶了上海媳妇，生了带把的葫芦娃，搞定以挑剔难缠闻名天下的上海丈母娘。事业很顺利，生活很滋润，家庭很幸福。

　　当他在塔尔坪的时候，他一直向往大山外面的远方；当他生活在上海的时候，心中的远方已经变成了回不去的故乡塔尔坪。

　　他的作品被资深出版人袁敏看到了，于是精心策划了“陈仓进城”系列作品，意在为“我们回不去的故乡”立传，为一代进城者的心灵写史。

　　“进城”系列小说，包括《父亲进城》、《女儿进城》、《麦子进城》、《小猪进城》等八卷，近日由红旗出版社出版。

　　所以，在昨天的24小时悦览树书店，有了袁敏和陈仓的对谈，主题叫“身体进城&精神还乡”。

进城之后

最大目标是娶一个城里的老婆

　　袁敏（以下简称袁）：最近，你的“陈仓进城”书系一套八本刚刚由红旗出版社出版，在书界引起小小震动。因为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一下子出八本纯文学的小说，在图书市场并不是很景气的当下，确实有些冒险。作为这套书的总策划，不断有读者好奇地问我：陈仓是什么人？他有什么样的人生经历？

　　陈仓（以下简称陈）：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十岁与哥哥一起去河南淘金，在一场事故中哥哥为了救我，也去世了。我与父亲两个人相依为命，所以父亲一直反对我念书，其实他怕我离开了他。后来我一边赚钱，一边把自己养大，供自己上学，一步步地走远了，真的就抛下他一个人，住在塔尔坪那个小山村，近八十岁了，还得自己给自己洗衣做饭，自己给自己烧水喝药，甚至自己给自己做好棺材与老衣，确实是很孤单与凄凉的。

　　我流浪了很多的地方，吃了很多的苦头，受了很多的委屈，遭到了很多的打击，目前我认为自己是成功的，起码是平平安安地活在自己想要的世界里。

　　我的作品几乎都是写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人性冲突，所以我写起来就得心应手，也因此引起了两个群体的共鸣，很多人为了我的小说而流泪了。

　　袁：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你想走出大山，外面的世界因何触发你有了探究的欲望？

　　陈：不怕大家笑话，我十几岁的时候，由于大山的遮挡，还不知道什么是县城。

　　直到那次我和哥哥淘金出事故后，我住在医院里，吊了一个月的盐水。有一天，有个护士无意中问我，你这么小，为什么不上学呢？我就好奇地说，我五年级毕业了呀。护士说，那可以继续上中学呀。我说，什么是中学？上中学能干什么呢？那时候我确实不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小学之外，还有中学，还有大学。小护士说，考上学就可以吃商品粮了，就不会这么苦了。

　　我的穴位被一下子点通了。当天我就拔下针管从医院跑回塔尔坪。第二天早晨，天空下着瓢泼大雨，我告诉父亲，我要上学去了。

　　袁：你离开老家后，去过很多城市，换过很多工作，感觉你一直在漂泊流浪。据我所知，其实你在每一个地方都混得不错，但你始终没有停下脚步。你频频跳槽的目的是什么？

　　陈：我一直在走向远方，开始我与老家的人一样，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有多远，哪里才是自己真正的远方，所以判断的依据就是，哪个城市地盘大，哪个城市人多，哪个城市巷子深，哪个城市楼房盖的高，那里就是远方了。

　　我还有一个关于远方的花絮，比如说关于女人，自从我进城之后，我最大的目标就是娶一个城里的老婆。

　　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如果娶了城里的老婆，城里就有亲戚了，我很羡慕在城里可以走亲戚的人；二是我们村子里没有一个人穿裙子，城里女人可以穿裙子，而穿裙子的女人是最漂亮的。

我对城市的感情

类似于夫妻感情

　　袁：听说你娶了上海老婆，搞定了以难缠著称的上海丈母娘，生养了一个有一半秦岭大山血统，却讲着上海话的葫芦娃，你是否已经完全融入了上海？你喜欢上海这座城市吗？

　　陈：按照我自己的说法，正把自己一点点埋在上海。起初到上海的时候一点都不喜欢，这种不喜欢恐怕缘于不习惯。比如吃，人的舌头是最怀旧的，我们陕西老家那边吃的，咸与甜是分得很清的，要么是咸的，要么是甜的，但是上海无论吃什么，就是青菜拌豆腐，也是一把糖一把盐，有时候糖比盐还多，肠胃特别不痛快；比如穿，上海人在穿上很讲究，刚进上海的时候，我喜欢穿皮鞋白袜子，我自己感觉是体面的，却遭到了指指点点。

　　我也开始找自己的圈子，当然是文学上的圈子。我有意识地找到了一帮诗人，随后又先后认识了一批一批的大家们。也就几年时间，文学的氛围找到了，特别是去年把作家的关系，从陕西正式转到了上海，就像是一个农民，找到了一块土地一样，心一下子就落地了，种子也就有了归属感。

　　袁：你的小说几乎都是写农民进城后的种种酸楚和纠结，从中看得到你对故乡的种种眷恋，对父亲深切的情意与不舍。你从乡村出发追逐城市，却又在城市回望乡村，你回望不舍乡村的核心是什么？

　　陈：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群体会受到伤害，也叫做阵痛。在城市化进程中，承受阵痛的就是第一代农民工，很浅显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必须离开土地，生活在一群不知何为小麦、甚至何为面粉的人中，暂且不提娱乐性、性压抑和做人尊严等这些精神层面的问题，最基本的现实问题是我们要活着，活着就要解决房子问题，就业吃饭问题，婚姻家庭问题，其实这是一个故乡再造的系统工程。

　　人生是一次性的消耗品，是没有办法从头再来的，所以说，隔岸观景总是非常美好的，当我在塔尔坪的时候，上海就是我的远方，就是我理想的天堂。而当我来到了上海，回过头再看塔尔坪，塔尔坪就是我的远方，就变成了我的桃花源。这就是我回望不舍的第一个核心。

　　第二个核心，其实就是尽孝。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孝之子，每年顶多回家一次，陪父亲睡个两晚上，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抱着父亲的双脚，把他一年四季都是冰冷的双脚给暖热。

　　今年正月回去，为了拍微电影，拍正在消失的故乡，父亲永远不明白，我这次回去干什么，但是他不需要理由，不需要明白，只知道这是为了我，他就愿意去做，所以在寒风中任人摆布了整整一天。父亲的一生，全部消耗在子女身上了，我亏欠他的将永远无法弥补。

　　离开塔尔坪后，袁敏老师有一个很好的提法，引起了我的一些思考，我们这些进城的人，到底把父母接进城是孝顺呢？还是让父母继续留在农村，过着他原生态的生活才是孝顺，这应该是很多人十分纠结的事情。

　　袁：你觉得自己已经成了真正的都市人了吗？像你这样进城的农民，对你所生存的都市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城市的雾霾、食品不安全、交通拥堵，就职、升学、医疗、教育种种的困难，你如何看待这一切？

　　陈：现在的我，像城市人一样，讲卫生了，说话文明了，穿一些名牌了，吃一些大鱼大虾了。特别是还学上海人，隔三岔五地喝一次咖啡。但是从骨子里来讲，我还是一个农民，一个比较纯正的农民，一个在心坎上种庄稼的农民。比如说，我特别尊重粮食，我在家吃饭的时候，轻易是不浪费的，偶尔一粒两粒米洒在桌子上，我也会拾起来吃掉的，这被老婆骂过很多次了。说是脏，对身体不好。

　　我对城市的感情，其实与一些夫妻之间的感情有些类似。说爱吧，谈不上，说恨吧，也没有，但是想要分手，太复杂了，牵扯的东西太多了。关键是分手后，你还有更好的选择吗？在这个地球上，根本没有可以退步的地方了。所以两个人为了责任，只能维持现状，呆在一个房檐下，各自想各自的，各自干各自的。

2、浙江在线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