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转载]在路上的漂泊者 ——“70后中间代”写作与批评的问题
(2015-05-10 16: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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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上的漂泊者
叶炜
http://wenxue.news365.com.cn/wxb/resfiles/2015-05/07/s_201979_143591.jpg——“70后中间代”写作与批评的问题" TITLE="[转载]在路上的漂泊者 ——“70后中间代”写作与批评的问题" />
一、关于“中间代”写作的命名
在近期召开的一个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上，主办方首次提出了“我们这一代”这一文学概念，较之以出生年代来概括“70后”创作群体这一命名行为，无疑是一个进步。
以出生年代来命名作家创作群体有着显然的弊端。最极端的一个例子就是：1970年代初期出生的“美女作家”甫一出场，一些较为心急的批评家就争先恐后地将其标举为“70后”写作的代表。试问，当年的“美女作家”们现在都去哪儿了？可见，这种草率的命名只能是权宜之计。那种缺少长远批判眼光的命名，不能说没有抢山头、占地盘的嫌疑。这样的命名只能作为批评的策略，不是学术的态度。反观当代文学史上对作家群体以及创作现象的命名，比如朦胧诗、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写作，甚或稍显简单粗糙的新写实、新状态等等，都比直接用作家出生年代命名好得多。所以，如果说当初对1970年代出生作家的命名为“70后”是权宜之计的话，那么现在，应该到了该重新反思、科学定名的时候了。
相对于“60后”、“80后”这样的代际命名方式，笔者更原意用“新生代写作（作家）”、“晚生代写作（作家）”来对这两个创作群体进行概括。当然，这里的“新生代”和“晚生代”，其内涵是有别于此前的提法的。在以往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语境中，“晚生代”与“新生代”有时候会指向同一个创作群体。不同于此，本文所提出的“新生代写作”特指1960年代前后出生，1990年代前后走上文坛的一批作家，具体包括邱华栋、韩东、朱文、鲁羊、毕飞宇、李洱、徐坤、林白、陈染等。“晚生代写作”是指1980年代前后出生，新世纪初走上文坛的一批作家，包括张悦然、李傻傻、笛安、张怡微等，他们是继“新生代写作”之后中国文坛最具活力的群体。
笔者认为，依循这两个命名方式，把介于“新生代写作”和“晚生代写作”之间的1970年代前后生人的严肃作家界定为“中间代写作（作家）”是相对科学的。早在2004年4月，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间代诗全集》曾经提出过“中间代”这个概念，此后评论界也多有使用。笔者之所以在本文中重申这个命名，并重新充实其文学内涵，是冀图以此替代以出生年月来对“70后”作家进行的简单命名。虽然这种新的命名仍旧摆脱不了以“代”论人的嫌疑，但显然已经大大扩大了其命名的内涵和外延。
“中间代”作家（批评家）处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他们大多也经历过很多坎坷，思想可能有些小众，但他们一直在追寻自己的路。他们一方面继承了“新生代”的文学精神与写作传统，一方面勇于开拓，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学视野与文学观。“中间代”作家（批评家）是跨世纪的一代，是文学自觉的一代，在写作上他们特立独行，以独特的审美理念、审美视角、审美情趣，轻松而敏锐地进行创作上的探索和超越，在对传统的否定中继承和创造，以实验主义的姿态建构汉语言文学的诗学精神和新的表现图式。
那么，在这里，笔者为何不严格依循“新生代”和“晚生代”的命名方式，选择了“中间代”而不是直接使用“中生代”来概括70后作家（批评家）的创作呢？“中生代”和“中间代”看似只有一个字的差别，其内涵却大为不同。如果说“中生代”的命名纯粹是基于代际考虑的话，那么，“中间代”这个命名不但考虑到时间，更概括了这个创作群体的“中间过渡”性特点。笔者认为，“中间代”这个名字符合他们“在路上”和“漂泊者”这两种独特的精神气质。
二、“中间代”作家和“有难度”的写作
评论家梁鸿鹰先生在评价笔者的长篇小说《后土》时，提出这部作品是“有难度的写作”。笔者确实是在有意识地挑战写作的“难度”。笔者认为，一个有出息的“中间代”作家，是不会总是满足于躺在回忆里一再书写带有自传色彩的“小我”的，更不会停留于自己所熟悉的那些惯性写作当中。他总是要不断地摒弃轻车熟路的那些东西，不断地开拓新的写作疆域。所谓“有难度的写作”，就是要敢于冲破一切写作禁忌，不断突破写作的自我极限，不畏叫板自我以及一切前作家，在他们所未曾走过或尚未走完的路上继续向前，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出发，真正把文学作为一门“艺术”而不仅仅是一门“手艺”来精心营构。
“有难度的写作”必然是敢于“冒犯”的文学。有抱负的写作者必定是敢于“冒犯一切”的，无论题材与手法，无论内容与形式，无论语言与结构，对他来讲，一切“成规”都是为冒犯而存在。正如知名评论家李敬泽先生在第二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颁奖典礼上致辞时所说，每一代的文学开创者尤其是年轻人都应该是热血奔腾的，“不要太在意像我这样的评委会不会喜欢，而要诚挚地面对自己的经验，打开一条自己的路，或许这会让一些人有些不舒服。”在此，不妨说得极端一点：让一切人都感觉舒服的文学其实并不是好文学，让所有人都认同的文字其实并不是好文字。因为，文学生来就是要不断“去冒犯”和不断“被冒犯”的！
纵观“中间代”的写作，不缺少“有难度”的挑战，却疏于“冒犯一切”的勇气。“中间代”作家走上舞台时文学刚好处于激烈的转型时期，写作资源一再被前辈们所开掘和书写，聚光灯也因此一直都朝向他们。“时代体制”这匹狼选择了新生代那一拨作家们，而“市场规则”这条狗则选择了晚生代这一批写作者。处于夹缝中的“中间代”，被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遮蔽”了。但笔者以为，“遮蔽”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遮蔽”更有利于沉潜。钱理群先生所一再强调的“沉潜十年”对于“中间代”写作者意义十分重大，有了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沉潜”，“中间代”才有了进行“有难度的写作”和“冒犯一切”的勇气和底气。
三、“中间代”写作的精神困境和文学理想
“中间代”是文学的“最后”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不约而同地背负着两个文学的“伪命题”：“到世界去”以及“精神还乡”。徐则臣在长篇小说 《耶路撒冷》的创作中一再提到“到世界去”，在他的语境中，故乡和世界是“两个世界”，是“二元的存在”。但“到世界去”又如何？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是城市？还是另一个乡村？世界无非就是城市和乡村的二元对立，你总不能到“郊区”去吧？我们不在乡村，就在城市，或者在去往城市的路上。所以，“到世界去”，笔者的理解基本上就是“到城市去”。但我们或许很快就会发现，这个城市不是我们的城市，外面的世界也不是我们的世界。
那么，“无地彷徨”的“中间代”的创作出路又在哪里？
不可否认，“中间代”是矛盾的一代。“中间代”的身体、精神与灵魂一直处于分裂当中。笔者曾经以“心在乡村、身在城市、灵魂在路上”来概括这一代作家的生存状态：我们的身体在城市，因为城市是我们的生活、工作地；我们的精神在乡村，因为我们的童年在乡村，我们的精神底色是泥土；而我们的灵魂在路上，我们的所有书写都属于“在路上”的这一代。
笔者认为，“在路上”是文学的一种最佳的理想状态，因为“他们那一代”要么还未正式出发，要么已经走在远处，渐趋于无。
“在路上”的“中间代”有着不同于“新生代”和“晚生代”的优势，“中间代”有着较为完善的知识结构，承续着1950、1960年代作家的文学精神，承启着1980、1990年代作家的书写高度。因此，笔者认为，这一代，更有可能写出大作品，这一代，更有可能出现大作家。
但可能性不是必然性，优势也不意味着必然转换为写作资源与创造能力。或许，“中间代”真正的大作品和大作家可能还在沉潜，尚未真正完全浮出水面。经验告诉我们，那些喧嚣的、动静闹腾得很厉害的往往都是些浮在表面的“小鱼”，而那些“大鱼”总是在深海潜行。
四、“中间代”批评家的任务
这几年，文学界的很多批评家谈到中国当代文学时，常常直接从莫言、余华等五六十年代出生的“新生代”作家跳到韩寒、郭敬明等“晚生代”作家，而整体忽略了“中间代”作家，他们好像被大家遗忘了。吊诡的是，“中间代”的文学批评也遭到了同样的状况，除了极个别的人，“中间代”的批评家一直没有能够以群体的形象屹立于文坛。其中原因自然有很多，比如，“中间代”批评家开始写作的时候，前面已经有一大堆成名的“新生代”批评家。与此同时，“晚生代”批评家借助于市场，迅速占据了文学出版和阅读的先机。加上“中间代”批评家对自己的要求高，依循文学自身的规律来创作，也决定了他们这一代批评家成名的难度。
“中间代”批评家亟需建立属于自己的批评美学。在笔者看来，“中间代”批评家首先要做的就是给文学重新命名。以作家的出生年代来命名，不知谁是始作俑者？但可以肯定的是，以年代命名作家确系从“70后”作家开始广泛使用的，此后，“80后”“90后”乃至“00后”也都相继呈现了。这是一种粗暴的命名方式。以年代来命名概括一个作家群体，对于年代后期出生或者沉潜多年的作家作品而言，毫无疑问会受到遮蔽。考察现代文学研究，有哪个作家群体或文学现象是以年代来命名的？不可否认，同一年代出生的作家可能会有相同的生活资源和相通的创作背景以及共同的创作特点，但笔者想问一句：那些1969年和1970年出生的作家在生活资源和创作背景上有何区别？如果没有，他们为何要各自被划分到“60后”和“70后”？同样，那些1970年和1979年出生的作家在创作特点上有没有区别？如果有，又有什么理由把他们归拢到一个群体？
当代文学命名问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当前文学批评多数命名多少反映出了批评家的懒惰，不能准确地概括其共性的内涵，最多只是在形式上找到共同点而已。俗语说，名不正则言不顺，搞文学批评，先从科学命名开始。
“中间代”批评家要有自己的文学立场和判断标准，笔者以为批评的理想状态是：每一个批评家都堪比茅奖、鲁奖。“中间代”的批评不要受别的所谓权威批评家的影响，更不要受奖项、排行榜的影响。对于那些写出了独特作品的好作家，不要等获奖了再去关注，也不要等权威关注了你再去跟风，那样的话，充其量你只是在做拾人牙慧的工作。“中间代”的写作早就出发，许多从事严肃创作的“70后”作家很早就开始写作和发表作品。但“中间代”的批评没有形成合力。笔者最想说的是，每一个“中间代”作家和批评家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这一代不需要任何人代言。
在近期召开的一个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上，主办方首次提出了“我们这一代”这一文学概念，较之以出生年代来概括“70后”创作群体这一命名行为，无疑是一个进步。
以出生年代来命名作家创作群体有着显然的弊端。最极端的一个例子就是：1970年代初期出生的“美女作家”甫一出场，一些较为心急的批评家就争先恐后地将其标举为“70后”写作的代表。试问，当年的“美女作家”们现在都去哪儿了？可见，这种草率的命名只能是权宜之计。那种缺少长远批判眼光的命名，不能说没有抢山头、占地盘的嫌疑。这样的命名只能作为批评的策略，不是学术的态度。反观当代文学史上对作家群体以及创作现象的命名，比如朦胧诗、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写作，甚或稍显简单粗糙的新写实、新状态等等，都比直接用作家出生年代命名好得多。所以，如果说当初对1970年代出生作家的命名为“70后”是权宜之计的话，那么现在，应该到了该重新反思、科学定名的时候了。
相对于“60后”、“80后”这样的代际命名方式，笔者更原意用“新生代写作（作家）”、“晚生代写作（作家）”来对这两个创作群体进行概括。当然，这里的“新生代”和“晚生代”，其内涵是有别于此前的提法的。在以往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语境中，“晚生代”与“新生代”有时候会指向同一个创作群体。不同于此，本文所提出的“新生代写作”特指1960年代前后出生，1990年代前后走上文坛的一批作家，具体包括邱华栋、韩东、朱文、鲁羊、毕飞宇、李洱、徐坤、林白、陈染等。“晚生代写作”是指1980年代前后出生，新世纪初走上文坛的一批作家，包括张悦然、李傻傻、笛安、张怡微等，他们是继“新生代写作”之后中国文坛最具活力的群体。
笔者认为，依循这两个命名方式，把介于“新生代写作”和“晚生代写作”之间的1970年代前后生人的严肃作家界定为“中间代写作（作家）”是相对科学的。早在2004年4月，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间代诗全集》曾经提出过“中间代”这个概念，此后评论界也多有使用。笔者之所以在本文中重申这个命名，并重新充实其文学内涵，是冀图以此替代以出生年月来对“70后”作家进行的简单命名。虽然这种新的命名仍旧摆脱不了以“代”论人的嫌疑，但显然已经大大扩大了其命名的内涵和外延。
“中间代”作家（批评家）处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他们大多也经历过很多坎坷，思想可能有些小众，但他们一直在追寻自己的路。他们一方面继承了“新生代”的文学精神与写作传统，一方面勇于开拓，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学视野与文学观。“中间代”作家（批评家）是跨世纪的一代，是文学自觉的一代，在写作上他们特立独行，以独特的审美理念、审美视角、审美情趣，轻松而敏锐地进行创作上的探索和超越，在对传统的否定中继承和创造，以实验主义的姿态建构汉语言文学的诗学精神和新的表现图式。
那么，在这里，笔者为何不严格依循“新生代”和“晚生代”的命名方式，选择了“中间代”而不是直接使用“中生代”来概括70后作家（批评家）的创作呢？“中生代”和“中间代”看似只有一个字的差别，其内涵却大为不同。如果说“中生代”的命名纯粹是基于代际考虑的话，那么，“中间代”这个命名不但考虑到时间，更概括了这个创作群体的“中间过渡”性特点。笔者认为，“中间代”这个名字符合他们“在路上”和“漂泊者”这两种独特的精神气质。
二、“中间代”作家和“有难度”的写作
评论家梁鸿鹰先生在评价笔者的长篇小说《后土》时，提出这部作品是“有难度的写作”。笔者确实是在有意识地挑战写作的“难度”。笔者认为，一个有出息的“中间代”作家，是不会总是满足于躺在回忆里一再书写带有自传色彩的“小我”的，更不会停留于自己所熟悉的那些惯性写作当中。他总是要不断地摒弃轻车熟路的那些东西，不断地开拓新的写作疆域。所谓“有难度的写作”，就是要敢于冲破一切写作禁忌，不断突破写作的自我极限，不畏叫板自我以及一切前作家，在他们所未曾走过或尚未走完的路上继续向前，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出发，真正把文学作为一门“艺术”而不仅仅是一门“手艺”来精心营构。
“有难度的写作”必然是敢于“冒犯”的文学。有抱负的写作者必定是敢于“冒犯一切”的，无论题材与手法，无论内容与形式，无论语言与结构，对他来讲，一切“成规”都是为冒犯而存在。正如知名评论家李敬泽先生在第二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颁奖典礼上致辞时所说，每一代的文学开创者尤其是年轻人都应该是热血奔腾的，“不要太在意像我这样的评委会不会喜欢，而要诚挚地面对自己的经验，打开一条自己的路，或许这会让一些人有些不舒服。”在此，不妨说得极端一点：让一切人都感觉舒服的文学其实并不是好文学，让所有人都认同的文字其实并不是好文字。因为，文学生来就是要不断“去冒犯”和不断“被冒犯”的！
纵观“中间代”的写作，不缺少“有难度”的挑战，却疏于“冒犯一切”的勇气。“中间代”作家走上舞台时文学刚好处于激烈的转型时期，写作资源一再被前辈们所开掘和书写，聚光灯也因此一直都朝向他们。“时代体制”这匹狼选择了新生代那一拨作家们，而“市场规则”这条狗则选择了晚生代这一批写作者。处于夹缝中的“中间代”，被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遮蔽”了。但笔者以为，“遮蔽”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遮蔽”更有利于沉潜。钱理群先生所一再强调的“沉潜十年”对于“中间代”写作者意义十分重大，有了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沉潜”，“中间代”才有了进行“有难度的写作”和“冒犯一切”的勇气和底气。
三、“中间代”写作的精神困境和文学理想
“中间代”是文学的“最后”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不约而同地背负着两个文学的“伪命题”：“到世界去”以及“精神还乡”。徐则臣在长篇小说 《耶路撒冷》的创作中一再提到“到世界去”，在他的语境中，故乡和世界是“两个世界”，是“二元的存在”。但“到世界去”又如何？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是城市？还是另一个乡村？世界无非就是城市和乡村的二元对立，你总不能到“郊区”去吧？我们不在乡村，就在城市，或者在去往城市的路上。所以，“到世界去”，笔者的理解基本上就是“到城市去”。但我们或许很快就会发现，这个城市不是我们的城市，外面的世界也不是我们的世界。
那么，“无地彷徨”的“中间代”的创作出路又在哪里？
不可否认，“中间代”是矛盾的一代。“中间代”的身体、精神与灵魂一直处于分裂当中。笔者曾经以“心在乡村、身在城市、灵魂在路上”来概括这一代作家的生存状态：我们的身体在城市，因为城市是我们的生活、工作地；我们的精神在乡村，因为我们的童年在乡村，我们的精神底色是泥土；而我们的灵魂在路上，我们的所有书写都属于“在路上”的这一代。
笔者认为，“在路上”是文学的一种最佳的理想状态，因为“他们那一代”要么还未正式出发，要么已经走在远处，渐趋于无。
“在路上”的“中间代”有着不同于“新生代”和“晚生代”的优势，“中间代”有着较为完善的知识结构，承续着1950、1960年代作家的文学精神，承启着1980、1990年代作家的书写高度。因此，笔者认为，这一代，更有可能写出大作品，这一代，更有可能出现大作家。
但可能性不是必然性，优势也不意味着必然转换为写作资源与创造能力。或许，“中间代”真正的大作品和大作家可能还在沉潜，尚未真正完全浮出水面。经验告诉我们，那些喧嚣的、动静闹腾得很厉害的往往都是些浮在表面的“小鱼”，而那些“大鱼”总是在深海潜行。
四、“中间代”批评家的任务
这几年，文学界的很多批评家谈到中国当代文学时，常常直接从莫言、余华等五六十年代出生的“新生代”作家跳到韩寒、郭敬明等“晚生代”作家，而整体忽略了“中间代”作家，他们好像被大家遗忘了。吊诡的是，“中间代”的文学批评也遭到了同样的状况，除了极个别的人，“中间代”的批评家一直没有能够以群体的形象屹立于文坛。其中原因自然有很多，比如，“中间代”批评家开始写作的时候，前面已经有一大堆成名的“新生代”批评家。与此同时，“晚生代”批评家借助于市场，迅速占据了文学出版和阅读的先机。加上“中间代”批评家对自己的要求高，依循文学自身的规律来创作，也决定了他们这一代批评家成名的难度。
“中间代”批评家亟需建立属于自己的批评美学。在笔者看来，“中间代”批评家首先要做的就是给文学重新命名。以作家的出生年代来命名，不知谁是始作俑者？但可以肯定的是，以年代命名作家确系从“70后”作家开始广泛使用的，此后，“80后”“90后”乃至“00后”也都相继呈现了。这是一种粗暴的命名方式。以年代来命名概括一个作家群体，对于年代后期出生或者沉潜多年的作家作品而言，毫无疑问会受到遮蔽。考察现代文学研究，有哪个作家群体或文学现象是以年代来命名的？不可否认，同一年代出生的作家可能会有相同的生活资源和相通的创作背景以及共同的创作特点，但笔者想问一句：那些1969年和1970年出生的作家在生活资源和创作背景上有何区别？如果没有，他们为何要各自被划分到“60后”和“70后”？同样，那些1970年和1979年出生的作家在创作特点上有没有区别？如果有，又有什么理由把他们归拢到一个群体？
当代文学命名问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当前文学批评多数命名多少反映出了批评家的懒惰，不能准确地概括其共性的内涵，最多只是在形式上找到共同点而已。俗语说，名不正则言不顺，搞文学批评，先从科学命名开始。
“中间代”批评家要有自己的文学立场和判断标准，笔者以为批评的理想状态是：每一个批评家都堪比茅奖、鲁奖。“中间代”的批评不要受别的所谓权威批评家的影响，更不要受奖项、排行榜的影响。对于那些写出了独特作品的好作家，不要等获奖了再去关注，也不要等权威关注了你再去跟风，那样的话，充其量你只是在做拾人牙慧的工作。“中间代”的写作早就出发，许多从事严肃创作的“70后”作家很早就开始写作和发表作品。但“中间代”的批评没有形成合力。笔者最想说的是，每一个“中间代”作家和批评家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这一代不需要任何人代言。
来源：文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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