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创造了张艺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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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久辛
仔细分析一下张艺谋导演的四部引起轰动的电影，人们会发现：张艺谋的成功，其实还有一个决定性的内在因素，即他选择的几部改编成电影的小说，客观地说，都是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引起人们关注的文学作品。如果稍微注意一下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人们便会发现，张艺谋的眼可真“毒”，他选的这几部作品，其实可以分别代表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几个阶段，并能使人们看出文学发展的走向。
一是莫言阶段，即1985年前后。在这一阶段，小说进入了西方各种文学流派在中国的试验摹仿时期，并导致了文学一时迷失方向，也没有“轰动”、“热点”的异彩纷呈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摹仿也由过去的浅层次进入消化吸收后的再创造阶段。那时，福克纳热、马尔克斯热、艾特玛托夫热等等，不断在我国文坛找到了代理人。这时，莫言出现了，他将福克纳、马尔克斯以及众多拉美作家的手法吸收了，这些手法与心灵深处的民族惨痛的历史接通，于是写出了《红高粱》、《高粱酒》以及《奇死》等“红高粱系列小说”。在我看来，张艺谋一定洞察了莫言的创造，或者说是感觉到了。张艺谋电影《红高粱》中精彩的段落，如“野合”、“敬酒神”、“剥人皮”等等，简直就是从莫言的《红高粱》、《奇死》等小说创造中信手拈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是莫言创造了张艺谋。
二是刘恒阶段，即1987年前后。这一阶段伴随着刘恒的短篇小说《狗日的粮食》的发表，小说进入了一个透视人的生存环境的新阶段。刘恒自己在这一阶段写出了一系列带有写实品格的富有精神分析性质的小说作品。引起文坛广泛注意的作品是《白涡》、《狗日的粮食》等，但写得最有力度的作品，就是张艺谋看中的《伏羲，伏羲》，后来获得大奖的电影《菊豆》就是根据这部中篇小说改编的。在这里我还要指出的是，张艺谋的《菊豆》似乎故事是刘恒创造的，而生活环境——染房的更适宜电影色彩表现的人物活动场所或背景，却很使我想起另一位青年作家苗长水的中篇名作《染房之子》中对“染房”的文学表现与描述。如果说张艺谋没有看过这部小说，我想是可能的；但是作为这部影片的编剧刘恒，却是绕不过这篇获全国大奖的作家苗长水的作品的，我的意思仍然是想说：张艺谋的电影创造的成功，其实还可以说是他的包容能力的成功。
三是苏童阶段，即新时期的先锋文学在进入后期时的1988年前后。这一阶段的作家还有余华、格非等等。当他们的“先锋创造”并未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时，倒是他们在一片议论声中，即他们在人们说他们只能写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写不了故事、不会描写场景以及写不出动人的细节等谈论中，他们获得了创作冲动，写出了一系列被今日文坛称之为“新写实小说”的作品，较有影响的作品是《敌人》、《离婚指南》、《太阳出世》、《呼喊与细雨》。其中，在我看,来写得最为成功的，就是后来被张艺谋看中的《妻妾成群》，即后来被张艺谋拍成电影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作家在这部小说中关注的是妻和妾的“成群”所包含的心酸故事；而张艺谋关注的却是心酸故事中的“大红灯笼”。张艺谋较之作家更深一层地张扬了“大红灯笼”映照中的悲剧色彩。在这部影片中，我想指出的仍然是张艺谋对色彩的创造，他创造出了比之小说更让人耳目一新的境界。我甚至认为可以这样说，张艺谋的创作为以“先锋文学”自居的现代派青年作家们，终于在写故事的“传统”中,划了一个“分号”或“句号”。
最后，我还想对目前的电影热点——《秋菊打官司》说几句有关文学或小说创造的话。这部电影根据青年作家陈源斌的中篇小说《万家诉讼》改编。似乎，张艺谋在这时已经对自己的创作——即,对着意故事的氛围营造产生了厌倦，因此又看中了带有“原汁原汤”意味儿的小说《万家诉讼》。陈源斌是1989-1991年较为活跃的青年作家，他的一系列的写实作品，真实朴实，与现代空间结合得很好，他可以说也应该是近年文学的热点人物。但由于商品经济大浪的更猛烈的冲击，人们对作家的关注越来越淡，使得陈源斌的努力，至今仍在寂寞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仍要褒扬张艺谋，如果张艺谋不是始终对文学投以关注，怎么可能看中这个尚在无名之中的陈源斌的作品呢？纵观张艺谋执导的几部有影响的作品，我们就可以看到，张艺谋的成功，似乎并不仅是电影创作的成功，如果没有文学的进步与作家的不懈努力，妄谈张艺谋的成功，那是浅薄的。
（此文原载于1993年2月10日《光明日报》）
题图：我在著名作家肖洛霍夫故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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