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写长篇的人不会死

---

    “作为写作的人，不来一下思南读书会，满足不了虚荣心。”上周六在上海思南读书会上，参加活动的作家毕飞宇一开场就“恭维”了主办方。在他眼里，一座城市的文学给养包括三方面：原创作品、史学理论研究，以及文学如何成为日常话题，“上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人始终记得文学是如何陪伴我们的，那种感觉在这里我能够感受到。”
　　在刚刚推出的他与学者张莉的对谈录《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中，毕飞宇侃侃而谈自己的人生经历以及与文学相关的诸多话题，诚如张莉在后记中的概括：“眼前这位小说家绝非‘凭空而来’，他有经年累月的阅读和思考，他有不为人知的艰苦的自我训练，他有他的储备、他的沉积、他的学养。某种意义上，这部对谈录里潜藏有乡下少年毕飞宇何以成为当代优秀小说家的诸多秘密。”对于这部作品的名字，毕飞宇是这样解释的：“我们都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第一标准，与西方人的个人实践不同，我们更习惯于咬紧牙关，不出声来保全自己，寻求假想中的安全。”在对谈录形成的过程中，他也发现：“国人不缺实践的能力和思想的能力，缺少的是表达的声音和勇气，这也是这本书名字的由来———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尽可能表达自己。”张莉随即补充：“说重要，写下来更重要，通过思考和记录，让他人知道我们曾这样活过，曾这样理解过时代，这是我觉得很关键的部分。”
　　普通生活中，文学何用？这个话题经常被提及，也经常引发争议。在毕飞宇看来，文学的最大好处，是很现实地帮助每个人生活得更好。“与宗教类似，文学可以帮助人看到人类内心的光明与黑暗，但采取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方法。文学对于负面内容的反应不是戒，而是宽容。”他说，“企图涉猎别人的灵魂、揭发原罪，还是张开双臂拥抱别人的灵魂？宽容是由文学的性质决定的，没有人能够从本性上回避自由和宽容。”这个问题，对张莉来说则类似于重新来过一遍的生活：“只有在文学作品里，你不再是‘伊万’、‘彼得’，而是人，要过的是人的生活。对很多人来说，文学是个自我教养的过程，是为了在后来的岁月过程中不断遇到更好的自己。”
　　“在我们的青春期前后，接触到西方文学、哲学，了解到文学可能有别样的东西，从而拥有了别种哲学判断，这构成了我们在主流教　育　基　础　上　重　要　的　补充———某种程度上这个补充是决定性的。”毕飞宇说，他也谈及对自己的写作影响颇多的《红楼梦》。本科时期读不进去的《红楼梦》，在三十多岁重新遇见时，让毕飞宇啧啧赞叹：“幸好年轻时没读懂，在恰当的时候读它，会觉得那真的是一座高峰。”在《红楼梦》中，最令毕飞宇感慨的也是作者曹雪芹对于人性的宽容：“也许作品中每个人都有性格缺陷，没有一个是完人，但也没有一个是坏人，他在涉及人和人性时是宽容的。”
　　什么是好的文学？主持活动的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碰到许多这样的情况：读者动不动责怪作家，认为作品没有形而上的意义，又经常会说作品太过于从观念出发，不接地气。对此，张莉的答案是：好的文学把人当作人来写，“人有温饱问题，也有尊严和精神问题，两者并不冲突。很多小说情节跌宕起伏，但并未触及人的精神和灵魂。对写作者来说，精神上的不断探求是很重要的”。
　　在毕飞宇看来，长篇小说创作是最考验作家的一个写作过程，“你如何完成超出日常和相对的逻辑体系，而这又是和琐碎的日常生活相连的。如何一点点将琐碎纳入体系？这对作家考验最大”。他坦言，在近期的新长篇小说创作中经常会发出这样的自我感慨：“兄弟我老了”———“但凡出场的人物，手头要放一张白纸记下名字和性别、年龄，否则很容易就在写着写着的过程中‘失踪’。”即使这样，他还是向写作进行了一番深情告白：“写长篇过程中的那种幸福感，不写作的人是体会不到的。哪怕为了那种幸福感，我也要写。如果拿在水里闷气来比喻，闷气五分钟，别人早死了，但我没死，写长篇的人不会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