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白，原名林白薇，生于广西北流县，毕业于武汉大学。因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成为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代表人物。新作《北去来辞》获十月文学奖、《当代》年度长篇小说五佳、第三届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第五届老舍文学奖。中长篇作品被译为日、韩、意、法、英等多种文字单行本出版。

       最近，由花城杂志社主办的“花城雅集”文学沙龙在广州举行，作家林白与评论家谢有顺、花城出版社编审林宋瑜，围绕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进行漫谈。林白这部小说首发于1994年《花城》杂志第2期，花城出版社近日推出20周年纪念珍藏版，收录了首发责任编辑林宋瑜的手记、美国哥伦比亚教授王德威的评论，以及林白访谈录。

　　《一个人的战争》被誉为“中国女性主义写作”及“私人化写作”的代表，也奠定了林白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位置。

　　但是今日的林白已从当年那个封闭、阴冷的个人化女作家立场走入开阔之境。虽然“创作谈”仍是她最感为难的文章，但林白已能从容面对陌生读者，说：“虽然内宇宙极广阔，但其实没那么无限，而且即使有，也是从外面来的——从历史中来，从你的文化中来，是外在的映照。”

　　1　通过一句话、一个语词来召唤小说

　　如果说写作《一个人的战争》时期的林白是一个孤僻的、阴冷的、内向的、自我隔绝于外部的作者，今天的林白则是随和的、温热的、开放的、能坦然自洽于上百位读者的女作家。现在她已经能在诸多陌生的面孔前侃侃而谈创作往事，再也不会在没有一个熟人的场合掉头就走。

　　1993年，林白的脑子里有了一个写长篇的想法，但具体是什么，不甚清晰。当年3月，她开始动笔，前两章完全用笔在纸上写。“当时有个朋友跟我说10月在深圳有个文稿拍卖会，对方希望我把这个稿子拍卖，于是我赶紧着手，直接在电脑上写了第4章。结果后来很多人跟我说，你这一章好像写得有点匆忙，我发现读者的眼睛真是雪亮的。”

　　她清晰地记得写完最后一章是9月30日，自己非常喜欢这部作品，于是问对方：“这部作品非常重要，如果给你们拿去拍卖了，它还能不能发表呢？”对方回答，如果把版权给了他们，拍卖完后给林白一笔钱，发表和出版都只能由对方来定，于是林白犹豫了。“我立刻想到了《花城》杂志的林宋瑜，我跟她是1992年在陈染家认识的，那天晚上我们唱歌，还有人弹钢琴，玩得很晚，第一次没回家。当时我还是想把这个长篇自己发表，于是就寄给了林宋瑜。”

　　直到这部小说单行本出版前，林白还在犹豫更换题目，“我考虑过改名为《汁液》，觉得这个名字也非常好，但最后还是定下了《一个人的战争》。到现在我还是这样，哪怕是几十万字的长篇，有时每天都会换个题目，有时隔一个星期就换。不同的题目会有不同的感觉、不同的气质。”

　　林白说：“我最早是写诗的。特别是我的早期作品，哪怕是小说，我也可以通过一句话、一个语词来召唤全部的感觉，比如《子弹穿过苹果》，也是先看到这样一句话，觉得就可以写出一篇小说。激发我写作的不是主题先行，姑且叫作意念吧。一开始往往是没有人物、没有情节、没有构思，甚至没有对话的，然后忽然某一句话它不断召唤我。长篇写作也是不断地召唤，慢慢会出现一个人物，生下根，活起来，有了人物，小说就开始慢慢存活、成长，最后成为一个长篇。”

　　2　过于封闭有损身心和写作

　　“女性作家的个人化和私密性写作具有独特的优点，背后往往是对世态和人性观察的尖锐性，但过于封闭又有损于身心和写作，能不能从封闭空间走进更广大的世界，决定了其作品的深度。”对谢有顺的这一现场点评，林白很是赞同。

　　在林白看来，写作《妇女闲聊录》是面对广阔世界有了提升自己作品的愿望，而这种想法始于前一部作品《枕黄记》。200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打出“行走文学”的旗号，组织作家参与“走马黄河”活动，邀请了林白和其他七位作家。她开始学着面对陌生人，在黄河沿岸的自然风光中，被淳朴民风所感染，林白逐渐走出了自我封闭的空间。直到今天，她仍然认为那是自己生命的转折点。

　　活动过后，她写了《枕黄记》。“从《枕黄记》开始，我慢慢不再完全沉浸在自我的感受中，朝更深远处走去。人活在世界上是有坐标的，但不能完全停在某个点上，这样的路会越走越窄，生活是辽阔的，我开始往前走，跟人聊天，把那个焦虑而又茫然无措的自己给划开了。以前我完全没法跟人交流，见生人就害怕，内心阴冷，充满焦虑不安，对他人强烈不信任。但写作《枕黄记》需要和人交流，每到一户人家就问你家几亩地，种什么庄稼，冬天吃什么，夏天吃什么，慢慢了解到他人的生活，也开始能跟人聊天了，在这个基础上才有了后来的《妇女闲聊录》。”

　　林白说，所谓的转型不是为了转型而转，而是出于内心和生命的需要，“否则会越走越黑暗，越写越不像人，离充满阳光的世界越来越远，变得越来越阴暗，这对自己的身体、心理都非常不利。”林白感慨“落地”的感觉真好，2009年她到湖北农村拔花生、摘棉花，每天一身汗，但特别愉悦。“及物很重要。人老处在形而上，会疯掉的。”

　　3　《北去来辞》 抵达开阔之地

　　有评论认为，《北去来辞》真正进入了开阔之境。“当时我想给这部长篇加点东西，海红这个名字就这样掉在了我面前。按理说这部小说我是奔着开阔去写的，不会写到海红，因为海红和我自身经验是有关系的。但恰恰是写了海红这条线，我把自己的路子走宽了。”林白说，回溯她的创作轨迹，从《妇女闲聊录》、《万物花开》开始，写作都在朝着开阔的方向走，只是还没有走到开阔地而已，一直走一直走，最终到了《北去来辞》。

　　对林白而言，《北去来辞》无疑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写海红对我来说，不仅有文学上的意义，而且有人生的意义。我记得在写的过程中，正好史铁生去世，陆续读到一些怀念文章，他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写作归根结底是要解决自身的问题，必须和自己的人生有关系，或者首先跟自己生命或者困惑有关。”“自我的问题不可能通过一部作品就解决，文学其实永远是未完成的，是人在困境中的纠缠、绝望、叹息、探寻、企望超越……”

　　林白感觉自己“长”在了《北去来辞》这部长篇里，像一棵树一样，长得慢，但根是根，干是干，叶是叶。在她的写作中，算得上是枝繁叶茂。以往写长篇，她总感觉非常累，总说再也不想写了，但《北去来辞》写完，仿佛意犹未尽。

　　对谈    《一个人的战争》未受女权理论感召    至今没看过《第二性》

　　羊城晚报：不少作家对批评家的阐释是不置可否的，你却往往在看过批评家的文章后恍然大悟，这是为何？

　　林白：好像对我这种人是需要启发的。写《一个人的战争》时，我并没有想到什么女性写作或个人化写作，但写完后经过他们一启发，很真切地感觉的确是这样。我们国家几千年的文化传统都在提倡集体主义，集体学习、上工，什么都得集体干，个人被淹没。写作时我并没有从理论高度要求自己，但我希望找到自己和这个世界切肤的联系，不要让自己再被外在的东西层层蒙住。也差不多是这个时候，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翻译进来了，但《一个人的战争》并不是受到理论感召才写的，我也曾买过波伏娃的《第二性》，但到现在也没看。  羊城晚报：那你怎么看自己的作品被定义为女性主义代表作？

　　林白：其实我也很矛盾。有时人家问我，你是希望人家说你是作家还是女作家呢？有些作家会很气愤，但我有时候会默认，有时候自己也不那么清晰。当然我愿意抛开性别，可我的女性身份又是确实存在的。我早期的作品有很强的自传色彩，但女性私人写作、女性主义这些标签太让人难受了，我觉得都把我圈得太死，不知会损耗多少东西。任何主义和标签都会伤害文学的丰富性。

　　读女诗人的诗和男诗人的诗，给我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一个女诗人超越性别写出来的诗，往往会更有魅力。我就觉得一些天才女诗人确实比男诗人的诗更有魅力。所以我还是认为男作家、女作家是不同的。 

　　羊城晚报：你好像并不喜欢对自己的作品做阐释？

　　林白：是，我总觉得自己的阐述会限制读者的阅读和理解，创作谈是我最让我感到为难的文章。对文学艺术的欣赏，感受是很重要的。如果我听一首乐曲，首先是听，沉浸其中，而不是思考里面表达了什么思想。文学的功能跟论文的功能肯定不同，文学提供形象，这是一个场，一个精神空间，你可以在这里待着，跟你在别的地方待着肯定不同，这是我们从物质世界抽身而出的场所。

　　只有在极少的时候，我觉得似乎要交待那么几句，关于时代、历史、世界、自我、人性、欲望、城市、乡村……但忽然又会觉得，要说的一切都已经被我剁碎后揉在书里了，这样一想，那不如就算了吧。

　　羊城晚报：有读者特别喜欢您早期的诗歌，《过程》这首诗在网络上传播得特别广，还会继续写诗吗？

　　林白：《过程》是1997年写的诗，后来我也在网络上有看到，还有人谱成曲给我听，是英国人用中文唱的，我就听懂了一句。我原来想过，可能到老年时不写小说了，我还是要写诗的。我和几个广州写诗的朋友比如黄礼孩也探讨过，我的梦想是有朝一日出版一部诗集，但目前还没有出版社打算出，我的诗也写得太少。

　　羊城晚报：你想过用互联网更直接面向读者吗？

　　林白：如果我是通过微信知道有这么一本书，我这代人还是希望买纸质书。微信上肯定是快速浏览，包括电脑上使用浏览器，浏览跟阅读是不同的，阅读是沉浸式的。当然现在年轻新一代看着手机屏幕长大，他们可能也会沉浸在浏览器中，但我还是认为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