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读书生涯，大体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求学阶段，一是研究阶段。求学阶段读书漫无边际，没有明确的目的，为求知欲望和个人兴趣所支配。有两本科普杂志印象很深，一本是《知识就是力量》，一本是《大众科学》。我每期必读，从中得到许多自然科学知识，一度萌发了将来做天文学家的想法。

　　后转而对数学产生了兴趣，还看过俄文版的数学著作，写了一篇《奇数、偶数筛选法》的文章，不知天高地厚地寄给《中国科学》杂志，结果被退回来了，但那时的编辑涵养特高，不是在统一打印的退稿信中填上作者名字，而是亲笔写信，说了退稿原因和充满鼓励的话，至今难忘。数学兴趣渐渐淡了，又转向文学著作，普希金的诗与小说，对我特别有震撼力。有一次，晚自修看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忘了下课时间，一直看到凌晨4时，大门锁了，不得不翻墙回宿舍，被夜巡的校保卫科同志“抓住”了，第二天写了一份检讨书。我开始模仿普希金诗歌《小鸟》写了第一首诗。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我在大学校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变成铅字的《在太空翱翔》小诗。这对我的人生道路发生了重大影响，虽然后来没有成为诗人，但从文的道路已经确定。这一时期的读书，让我探索自己的潜能，寻找适合自己的职业。如果《中国科学》发表了我那篇《奇数、偶数筛选法》，也许我会选择数学研究了。而如海绵吸水般地大量吸取知识，打下了使我一生受用的学养基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求学时代读书，我翻破了一本书：《康熙字典》。我的父亲是农民，但他却懂得字典对读书人的重要。解放初，我刚考上义乌中学，他用15斤白米，在县城一年一次的农历十月十五大集市上，换来这本世界书局1936年出版的二手《康熙字典》。从开始不知道怎么查，到后来离不开它，碰到生字就去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康熙字典》翻破了，又修补，我的知识宝库中的汉字词汇量，随之不断丰富，阅读能力日益增强。我是历史学教授，却成了古典文献学博士生导师，古文献功底得益于《康熙字典》匪浅。

　　学术研究阶段的读书，与求学阶段完全不同，围绕既定的学术方向，只读与专业相关的古书与近人的论著。上世纪60年代初，著名学者、原中华书局总编傅璇琮先生指点我：“可选择《宋史职官志补正》作为苦练基本功的阵地，把握现存的所有宋代官制史的资料。” 于是我开始了《宋史职官志补正》工作。头3年，我把精力集中在一字一句地啃十二卷本的《宋史·职官志》。刚开始，几乎不敢去碰，因为我对宋代官制所知甚少，《宋史·职官志》仿佛句句是真理。通过反复阅读，并围绕每一段文字，搜集、阅读、摘抄《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职官分纪》《吏部条法》《庆元条法事类》《宋朝奏议》《宋史》等史籍，《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类书以及宋人文集、笔记、方志等史料中的宋及宋以前的官制史料，做了500多万字的宋代官制史料的分类笔记。最终历时5年，完成了近3000条补正条目、50余万字的《宋史职官补正》书稿。5年时间，《宋史·职官志》读破了，才算读懂，奠定了我深入研究宋代和中国历代官制的坚实基础。在当今“知识爆炸”的时代，书籍堆积如山，而人的精力有限，我们必须镇定地把握住自己：有的书要翻破，有的书要读破，有的书可以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