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画

——读牧之的诗札记

戎平

2014年冬天，以湖北青年女诗人余秀华的成名诗《穿过大半个中国——》，把沉寂多年的诗坛带来一片明媚的春天阳光，读者争相购买诗集《摇摇晃晃的人间》《月光下的左手》给冷清数年书市带来冬天里“火”。

说余秀华诗好诗坏都罢，余秀华，湖北钟祥县村农妇、残疾人，非权贵，非掌传媒话语权的人物，说好说坏毕竟读过余诗。互联网带来信息爆炸，人人手里有麦克风有话语权，经过争议辩认，说余诗坏者占了下风，说好者用网购、支付宝投票，说坏者无话可说，这是网络和读者的力量。

感谢余秀华的朴素、纯洁和来自心灵的诗歌，带来新世纪全民读书的第一个浪潮。

因为余秀华热，中国坚守诗歌写作的实力派诗群，继舒婷、北岛、顾城、杨炼后又一次看到诗歌复兴的希望。30年来，我一直默默关注着中国诗坛的走向，给牧之、李龙年、杨子枕、高柳、余建国、王将、徐桂福、侯金山等诗坛中坚力量写过诗评，甚至把位于黔西南腹地的牧之介绍到宝岛台湾《海星诗刊》、东南亚地区交流；看到一批诗人华丽转身成为著名小说家，如写现代诗的苏童、陈应松、李松涛，邹静之改写散文和电影剧本。但是，中国诗歌群体不是削落，而是更加强大。《诗刊》2014年9月号（下半月刊），推出余秀华等草根5诗人诗选，2014年12月联合北京人民大学举办草根诗人余秀华5人诗歌朗诵会和微信推介，一下子把余秀华推向中国诗歌的最高处，有说余秀华是幸福的，说余秀华用诗拯救了自己，拯救了诗刊，拯救了诗歌。我说余秀华用她生命的苦痛和来自心灵的吟唱拯救了中国诗歌，拯救了有着不幸命运的自己。同时应该感谢互联网、手机微信现代科学媒介带来了崭新的诗歌写作传播方式。

中国诗歌的真正繁荣发展仅有余秀华一人不够，诗歌流派需要多元、变奏和多种风格，需要一个中青年诗歌群体的整体效益和进步。这样，《贵州诗人》推介牧之的诗就有了一个全面的战略考虑。云贵两省集合着雷平阳、樊忠慰、牧之、黄翔、雷默、唐亚平等一批中国优秀诗人团队。

牧之是一位具有特殊意义的艺术型诗人，他合理吸收徐志摩、臧克成、洛夫、北岛、海男、普希金、雪莱等中外诗人长处，写有西域和云贵高原特色的抒情诗、散文诗。他和余秀华相似，最初起点低发表难，凭吃苦、天份和毅力走出来，我读过牧之《心灵的河流》《依然如故》《心灵的遥望》3本诗集，选自发表在《人民日报》《十月》《民族文学》《诗刊》《山花》《星星》《香港散文诗》《北京文学》500多首诗。牧之早期诗作偏爱现代派的流行的意象诗语，重点写西域小城、贵州黔西南布依族居住山区原始风貌景象，意象色彩浓，我印象很深，新疆小城街上“邮筒”，成为诗人对家人、故乡和努力的动力与爱，故乡褐红色的山岩、松树和飞鹰化作偶意式的诗，书写布依族山民勤劳、向上和吃苦精神，这些都是牧之青年时期远赴四川、新疆打工谋生的“意外收获”。诗是人生的副产品。牧之返家乡后，他的诗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和嬗变，由寻找诗歌的意象之美，走向现代化商品经济社会大潮中的普通人的心灵世界，从不考虑在什么类型报刊发表，而注重诗自身的艺术质量和重量，借助诗叙述生活场景中的“美的画面”，注重人的精神世界中的艺术画像和灵魂书写。他看到背着大包快步行走的中年男子，触景生情，“关上门窗关上忧郁/闭上眼睛/背负包袱的旅人/匆匆从我门前走过/一种坦荡的空旷/化成寂寞的沉思”（《沉思》）。诗的后面，诗人像罗丹的雕塑“思想者”，展开丰富的联想和反思，对他人命运的关注，换位为自身改变命运、逆境的过程，使诗更具有大众、开放和现代意识。同时，他做为写诗者很低调，默默地写，默默改变自己的诗风，其个人写诗过程行成一首朴素、简洁的现代艺术诗，这才是诗人应有的生活方式，像没有负担的鸟儿一路远行和自由飞翔。

做为优秀诗人，牧之以现代人文理念重新思考现代城市人的物质和精神追求，人性误区与错位，冷静观察“城市人”，原住民、移居城市新市民、农民工群体的生活状态和价值观，他的诗从宗教、信仰走向城市人的精神世界和迁徒过程。“站在城市中央/突然的光亮/神秘而精深/那些逝去的身影/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迁徙/将沉重与忧郁卸下”（《偶然》）诗中逝去的身影“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迁徒”，诗语平和、冷静和简洁，诗中站台和月光等词是符号，赞扬迁徒带来的城市发展和进步。“停泊在秋天的旅人/披一身异乡的月光”（《 蓦然回首》）。旅人泛指新城市人、进城农民工，诗人用词准，关心进入城市打工、陪子女读书的“旅人”，体现了人文情怀和怜悯，因为人类自由迁徒，农民工进城务工当市民，或向另一个城市流动促进流动居住城市的繁荣和发展。诗人的心善良、博大和宽容，用诗赞美这种城市市民迁徒流动的革命与户籍制度改革。“美是一种力量”（毛姆语）。诗人敏锐的目光，看到“旅人”行走、迁徒的辛苦、慌乱背后，带来交通、餐饮、酒店、民航和高铁高速发展，这是一种繁荣之美。只要细心看，静心读，就能体会牧之近期诗歌创作变幻和嬗变产生的美的理念与方式，用平静和低调的诗语颂扬进城新市民带给城市新鲜的东西和观念，艺术理念可贵。

牧之和余秀华的诗有一种共性，充满对社会、他人命运和弱者的关爱与暖意，余秀华以率真、朴素的诗语直抵心灵引发共鸣，牧之的印象派画技的意象语境的深遂与隐意，这也是余秀华在诗歌受冷却多年突然引发大众的诗歌热潮的原因。“他揪着我的头发/把我往墙上磕的时候/小巫不停地摇着尾巴/对于一个不怕疼的人，他无能为力” （《 我养的狗，叫小巫》），余秀华叙述自身和处于弱势的农村妇女遭家暴的不幸和伤痛，叙语清晰，故事式画面语体传递出来自心灵的呼喊，余秀华也懂技巧，从开头到外婆家到结尾想起外婆 “已死多年”，与丈夫施暴显成反差，诗人的痛触发所有男女读诗人心灵的痛、善和共鸣。“我站在起伏的石纹上/与悠然的蝉鸣相悦/如寺中的禅声/都是寂静中的隐语”（《渴望》），“而我/还有一半烟雨弥漫的行程/在空旷的石丛中 等尘世的佛语禅心/降临”（《石林》）。“隐语”指社会问题，官员贪腐、高房价、医保和大学生就业难；“尘世的佛语禅心”暗指现代人要淡泊、阳光和健康，有信仰和同情心，他希冀官员少贪欲人民多幸福。牧之从社会科学反思城市问题，反贪、老板拖欠工资和留守儿童问题，这些诗里“点一下”。诗是艺术品，借助山、石、水和月光暗示，自由、健康和快乐比金钱更可贵。余秀华和牧之的诗都“是人间的药”（刘年语），余秀华用诗疗治自身和有不幸婚姻的乡村女性的伤痛，她的心灵的呼喊是美；牧之用诗疗治商品大潮中的社会问题和官员贪腐，呼喊做人为官要有很高的人生境界，即“佛语禅心”， 洗涤、净化和纯洁自己和他人的心灵里世俗的尘土，这种暗示带来艺术的暖意与美。所以：

牧之的诗是春天里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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