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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80后：个人化写作特征与“长诗”可能-

-覃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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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80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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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年代以来，当代诗歌写作，严格的看待，是处于个人化的写作状态。80后写作群体也属于这一状态，特别是在他们陆续体验到忙于生存、异地漂泊等生命经验及当下网络的诗写特征之下，“个人写作”原先相对单纯、外在的写作定义，被强制性的赋予了“心理意义上”的实质。网络诗写时代、地理空间的扁平化与写作者个人的生命经验，让当下诗歌写作进入个人化写作的状态、特征，这一个人化的状态、特征，从整体与未来的角度来说，它也意味着其能够延伸出诗歌写作的多种可能、多种发展方向。甘肃80后诗人写作，不管是从甘肃地理概念上认识，还是从甘肃诗歌创作空间距离上，以及他们所体验与具备有的生命心理、写作心理基础上来看，也表现出明显的个人化特征。
　　甘肃处于典型的西北、西部文化背景当中，在黄河、河西走廊、高原、荒漠、戈壁等伟大的自然栖居与艰难微渺的生命繁衍、生存过程中，最易诞生极具震撼力、穿透力的大艺术。诗人李亚伟融合甘肃历史、民族、地理、东西方文化经验等完成的《河西走廊抒情》（长诗）便得益于此。甘肃80后诗人陆承《在西宁大街上想起昌耀》也直接指出，“走在西宁的大街上/煌光，东梢门，五四西路/略显质朴，稀疏的流动像琴弦/昌耀就是在这里写出了那些凝重如青铜的诗章”，可见甘肃地域本体性的东西是被大多数人感受到的。所以，从当下诗歌语言的、诗性写作特征与甘肃固有的人文内涵特征来观照甘肃80后诗人写作，可以发现，他们在当下的语言、诗性写作过程中，会自觉的表露、阐述自身地域内涵的一面，即甘肃独特地域上的“大艺术可能”，此处专指具有语言性、诗性的“长诗”可能，“让诗歌回归到民族的文化与文学传统，回归大世界、大艺术、大生命、大灵魂” 。可以如是说，甘肃80后诗人因自身生命当中具有西北、西部的“大艺术”文化背景，并身处当下的城市思考、瞬间体验、生命直观的诗性本体精神当中，让他们的诗歌写作能够自然、自觉地接近“长诗”维度，并进行合理的写作尝试与文本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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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生态与自我个体的缠绕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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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地域生态因为处于黄河、河西走廊、高原、荒漠、戈壁等自然事实之中，巨大、强烈而神秘的自然事实极易在个体生命内形成文学叙述的可能。在包括80后在内的所有写作者，面对甘肃的地域生态，他们写作的心理视域就产生自然、人文、心理、信仰、哲学、审美等不同的显示意义。这一多种形式的生态意义，不仅建构着甘肃80后诗人的生命实质，也直接影响着写作者的叙述话语与文本形式。在他们进行诗歌的自我表达时，也即文本呈现时，往往会又不经意间显露、回归甘肃的地域生态，两者相互缠绕，构成甘肃诗人诗歌写作、自我叙述的核心。这一特征在甘肃80后诗人身上明显的显现。
　　“世界灰蒙蒙了，不远处的桥/成为生活的隐喻，缓慢地进入/河谷里，青草，柳树/一洼泥水，上升，呈现着一座小城的虚妄”（陆承《我在一座城池的春夏秋冬》），“沿着古老的河岸/没有一家灯火留赠你一瓢清水/咚咚，敲动木门的手臂已无可挽回//你所能阻止的/不过是河里的欢声笑语”（郝炜在《时光深处》），“二十年前，一个年轻的村子/山青。水绿。天蓝。树木森森/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那些无辜的精灵/而如今，故乡已不是故乡，故乡已故//一截风，赶着牛羊离开村庄/去了城里，它们有幸卧榻五星级宾馆/餐桌上，供文明的人类享受自然。”（刘文杰《悼故乡》）在此，作为甘肃生态象征物的“河谷”、“黄河”、“牛羊”，它们在当下城市与工业的边缘，在诗人的自我个体叙述当中自动呈现出来。并且它们像自然本身所具有的文学力量一样，作为一种力量拔升着诗歌文本的深度。
　　诗人厄土在《信物》说：“就像一盏旧式马灯/——记忆里才有的形状……//那些记忆/记忆里每一颗随风失散的微尘/我注视着它失神，我闭上眼/就如同飘浮在高处可以触摸的群星里/是的。我们仍爱着，不管/间隔了什么。”80后写作具有漂泊的特性，从居所、精神、身体都是如此，诗人、诗评人赵卫峰在主编的《漂泊的一代：中国80后诗歌》中指出：“80诗歌与诗人属于漂泊的一代。80后的诗歌进程，可谓精神升降沉浮与语言的跃进下落——身与心的联袂漂泊。”他们离开了熏陶其成长的地域生态，赶往城市、漂泊异地，但是当他们夜静人静，当他们进行诗的自我叙述之时，自我个体与诗歌就带有地域生态原始与实质的一面，始终缠绕，两者如同“我们仍爱着，不管/间隔了什么。”当然，存在漂泊，回归也是必然。这种回归，既有直接的回归，也有书写的回归，甘肃80后诗人表现的就是书写的回归。
　　在甘肃80后诗人身上，强烈的地域生态与自我个体的缠绕叙述作为一种不断重复、不会丢失的东西，它一方面成为维护着甘肃80后诗人写作的稳固内容，另一方面为他们进行“长诗写作”、“思想性写作”保留源始的话语可能。“是的，生活还在继续/吃喝拉撒/而今的春天/沙尘暴和两会同时报到/灰色的沉寂/在远方的电话中发酵：/生活暗淡，青春无光/哦，这就是现实，最大的诗歌/一切都是重复，活着是死亡的重复/写作是偶像的重复”（陆承《岁月与人生，兼怀海子》），“‘只身打马过草原’/他这样唱/我听//开始恐惧/抱紧爱人  敌人/抱紧//开始厌恶/一切单数的词/一切。”（朱妍《只身打马过草原》）地域生态性作为写作者生命与意识的隐秘元素，具有根植与隐藏性，它会在写作者日常对话中自然挑出，但更多的是在写作者严肃思考的写作状态中显现出来。甘肃80后诗歌写作在继续、向前、重复，地域生态与自我个体的缠绕叙述也将伴随而重复着，这是一个写作宿命，也是一个写作可能所在。
　　甘肃地域生态是一种源始的力量形式，它构成甘肃80后诗人生命与写作成长的内容，并且甘肃80后诗人写作状态也表现出与这一源始力量的正常、亲缘关系，他们能在写作过程中随心动用这种力量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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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近语言，创造神奇的诗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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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80后诗人写作尽管存在着地域生态与自我个体的缠绕叙述特征，但整体上来看，他们的写作语言与意义呈现都具有诗性。在文本阅读过程中，能够通过他们神秘、成熟的诗语组合、驾驭能力，获得诗歌神奇、智慧的诗性意义，他们所运用的语言、呈现的意义充满现代诗语的情感暗示、思想表达、哲学思辨。英国文艺理论家安德鲁•尼本特、尼古拉•罗伊尔说：“我们是在语言中并且通过语言，从语言的意象创造、故事生成诸方面建构我们自己” ，通过对语言的靠近，我们就会在自我个体当中触及语言神奇的一面，并以神奇的语言，创造并呈现神奇的诗性意义。
　　在甘肃80后诗人厄土的诗中，诗语的神奇与诗性意义表现为：“天空黑暗而清澈，像你带回的海/寒冷的潮水，在窗外涌动/风击碎心头的浮沫/我害怕/此刻，一切都已逃遁了：/深处濒死的群星，暖流里游动的候鸟/砥砺着生活的礁石/镜中缠绕的暗云……我已看不清”（《64号602》），“霉斑遍布天空/今夜，我不再生火/不再清洗屉笼和米/风开始暴躁/饥饿驱逐着饥饿/我坐在某个避风的角落/静默，像一名信奉安息日的虔敬者。”（《雨夜》）厄土的诗歌语言由表现着诗歌意象表面上的不可能关系组合而成，天空与海、群星与候鸟等远距离意象，被不可思议的、秩序化的统一起来。这种统一起来的诗歌语言，创造的揭示诗歌意义的诗句是炽热、充满魅力的，诗句“此刻，一切都已逃遁了”、“今夜，我不再生火”非常接近“长诗”诗语。
　　同样，接近“长诗”语言的诗句，在朵兰、蒲永天、刘文杰分别表现为：“残留在人间的壳/瘦冬、寒鸦、萎的浆果/逐渐回归内心的绿荫/在比此刻更为静谧的宁静里/我们逐渐成为/我们自身的深渊”（朵兰《写在2013年冬天》）、“静静伫立/平阔的山谷/在它周围辐射开去/好像这匹马，是整个秋日的精华……一匹静立的马，稳住/整个峡谷巨大的静谧”（蒲永天《那匹马》）、“我们躲在白昼与黑夜之下痛苦的挣扎/我们把自己的躯体和思想当做无谓的试验品/我们思考人生，逃避现实，啃食睡眠/我们在幸福的时代过着孤寂的生活。”（刘文杰《忏悔》）他们都在地域生态与自我个体的缠绕状态中进行着现代诗语的写作，他们创造出富有“长诗”特征的诗句就是：“我们逐渐成为/我们自身的深渊”、“一匹静立的马，稳住/整个峡谷巨大的静谧”、“我们躲在白昼与黑夜之下痛苦的挣扎/我们把自己的躯体和思想当做无谓的试验品”。在这些诗句当中，我们既直观的接受到语言神奇感觉，也获得诗语迂回的意义。
　　“伟大的诗歌，不是感性的诗歌，也不是抒情的诗歌，不是原始材料的片断流动，而是主体人类在某一瞬间突入自身的宏伟——是主体人类在原始力量中的一次性诗歌运动。”（海子）甘肃80后诗人厄土、朵兰、蒲永天、刘文杰“此刻，一切都已逃遁了”、“ 今夜，我不再生火”、“我们逐渐成为/我们自身的深渊”、“一匹静立的马，稳住/整个峡谷巨大的静谧”等诗句就是他们进入到“自身的宏伟”，这种宏伟的是原始并深入语言、诗性之中的。甘肃80后诗人的写作靠近语言，创造神奇、宏伟的诗性意义，这为他们进行“长诗写作”提供表达介质与诗写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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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诗”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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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显著的写作难度与本文意义，在中国当代诗歌中，长诗写作的内蕴、特征可以通过海子的系列长诗（大诗）尝试上探寻一二，他说：“我不想成为一个抒情诗人，或一位戏剧诗人，甚至不想成为一名史诗诗人，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个民族和人类的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海子诗全编》）海子长诗（大诗）具有的内蕴，是当代长诗写作的重要书维度。自90年代以来，经过当代诗写不断的涵义阐述、建构，“大诗写作”开辟的书写维度、方式不仅成为一个重要的诗学命题，更为当下进行长诗写作提供有效途径与尝试蓝本。并且在海子所指涉的民族、人类、诗歌、真理等“大诗”本体意义的基础上，融进当下的城市思考、瞬间体验、诗性直观，“长诗写作”如今具备诗歌的诗意与诗性本体精神，并作为人类进行巨大、沉重内容书写的可能载体。
　　进行长诗写作很大程度上需要具备巨大、沉实的民族、人类、真理、诗歌、诗意、诗性等内在意义，甘肃宽大、神秘的地域生态及其所滋生宏大、苍凉的生命与艺术体验正好吻合“长诗”的写作需求。正如海子指明的，写长诗（大诗）是一个死里求生的过程。对于这种“死里求生”，在甘肃地域至少有三个理解向度，一是诗人的“死里求生”，诗人必须在承受巨大的民族、人类、真理、诗歌、诗意、诗性等意义的状态下进行思考、写作，在这种巨大的写作压力下，诗人完成作品无疑是一次死里求生；一是民族、人类、真理、诗歌、诗意、诗性等地域意义它们在被发现与呈现之前，完全是一种类似死亡、虚无的自然事物，而一旦它们形成意义，就意味着它们具有活着的生命。以及，甘肃所具有的地域生态环境，对于甘肃80后诗人与创作而言本身就是一个死里求生的事实，他们一方面虔诚着面对甘肃的自然、历史、文化等，另一方面个人也需要对甘肃这一直观世界进行诗歌表达，而长诗写作的形式、方式与重量无疑是最直接，也是最为恰当、合理的。
　　所以，对于甘肃的80后诗人，他们在具有的地域生态与自我个体的缠绕叙述与靠近语言，创造神奇诗性的意义的“长诗”写作优势条件下，还需要一次“死里求生”的过程，一次他们自我个体面对民族、人类、真理、诗歌、诗意、诗性等内在意义的“死里求生”的过程。从李亚伟完成《河西走廊抒情》（长诗）这一点上思考，甘肃的80后诗人需要一次自我个体，与民族、人类、真理、诗歌、诗意、诗性等内在本体意义回归，需要重新踏上黄河、河西走廊、高原、荒漠、戈壁等，获取自然、生命的直观，再综合他们城市种种瞬间的体验，最终才有可能完成一次“长诗写作”。
　　这种“长诗”可能不仅在甘肃80后诗人身上体现出来，在甘肃阿海、庄苓、诺布朗杰等90后诗人也慢慢呈现。“我习惯了修改，活在众人背面/我曾有过一次坊间的爱情/一块瓷片，它平静中深深的裂纹以及/无限春风中飞落的花瓣//商丘向北，草色在绿/哦，是时候削去这些诸侯了/快些疾驰吧，这旷野/落日如一片红晕滚落于我的车下”（阿海《贾生》），“黑夜在寒冷里被光逼成火焰/我们彼此相拥而眠/最后一天，你写着王的预言/下一个世纪最美的诗//你走着，在都市的厚土里/把头埋得更低/没有黎明和宗教的符咒/清静在一杯水里无法自拔。”(庄苓《兰州笔记》)不管是从地域、语言、内蕴、意味的视角来看，甘肃90后诗人表现出更为亲近的关系，他们同样渴望对甘肃的民族、历史、自然等进行表达，而且他们很好的处理自身语言与表达冲动的关系，他们审视着甘肃地域的黄河、河西走廊、高原、荒漠、戈壁，将与80后诗人队伍一同，向着稳定、成熟的“长诗”挺近。
 
　　通过甘肃80后的诗歌文本而知，他们持存着“如指的四月，青草返乡/萤火虫举起灯笼，一路照到了这里//深处的乌鸦，开始布道/抑郁的声音传了一年又一年//祖母拒绝了一辈子，最终屈服/披着丝绸衣服在红房子里聆听教义”（曹文生《废墟》），对于地域自身的历史文化的庄重操守与书写回归情怀。又表现出神奇的语言运用能力，“日落。山城/秋风迷乱归宿，一败涂地/生命枯萎，大地暂且停止气息……一个人的城市，露从今夜白”（刘文杰《被风迷乱的时候》）；更具有90后的后劲，“这更像一部东方史诗/一个人在燕子密集的王朝中/建造他的地动仪，他铁的构造与桃花的错觉/他有那么多自身可供震颤/当柳枝绿了，一个厌倦的自我/离别去了未知的塞外/当明月像石梯般稳固地投射在我的窗间/哦陇西，多么暴虐的词汇/它的震颤和我不同/它静静诞下一颗龙珠/预示着某种分离。”（阿海《张衡》）这三种强烈的优势，并综合当下诗歌其他的写作因素，他们的写作最易进行“长诗写作”，他们在继续创造诗的同时，可能会为当下及未来的当代诗歌呈现出优秀的“长诗”或长诗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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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董迎春著：《走向反讽叙事：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符号学研究》，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1页。
　赵卫峰主编：《漂泊的一代：中国80后诗歌》，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2年，第343页。
　[英]安德鲁•尼本特尼古拉•罗伊尔：《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汪正龙李永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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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覃才，1989年生于广西；曾参加《中国诗歌》“新发现”诗歌夏令营，获第四届“包商银行杯”全国高校诗歌奖、“中国淬剑诗歌奖（80后）十佳”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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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诗歌杂志》总14期(赵卫峰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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