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大概是最容易成为批评对象的阶层。为什么芸芸众生五行八作中，就文人成为千夫所指百口莫辩的箭垛？

　　有一种世俗的解答是：为什么？不就因为大家都“半夜吃桃子，拣着软的捏”么？文人多愁多病无权无势，批了评了，他还不只有忍气吞声？余秋雨曾在其《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中借答学生问表示：“台湾，政治争拗再激烈,族群分裂再严重，也没有谁会到公共媒体上伤害一个文化创造者。这种心照不宣的共同禁忌，体现了一种集体文化素养，让人钦佩。我在大陆的一些大学演讲时，一再介绍台湾的这条文化底线。因为在大陆，历来被攻击最严重的总是无权无势的文化人、艺术家。这种现象，被老百姓称之为‘柿子专拣软的捏’。连那些自称为‘社会良心’的著名传媒，也总是在慷慨激昂地欺软怕硬。”当年，有人嘲笑鲁迅，也曾这样设问：为什么你（鲁迅）只骂文人，而不去骂“武人”——比如当时的军阀？因为当年提这问题的人别有用心，所以鲁迅的回答也针锋相对：我之所以不骂“武人”，是因为我不想让你们在我身上实现你们借刀杀人之计。 

　　这种批评文人是因为自己欺软怕硬的说法，显然是文人的撒娇与自怜——文人再无权无势，也比根本就无“文”的工农大众强势罢？福柯说过，话语即权力。鲁迅当年面对各种攻击也曾深有感慨道：幸好我还有一支笔，还能讲话，不然真给他们骂死了。可见有笔而能写文章的文人并非那么弱势，也不是什么软桃子。

　　事实上，文人之所以容易成为批评对象，原因有二。首先是因为批评文人容易有的放矢。就中国而言，官员做官贪赃枉法，基本上雁过无痕的暗箱操作，老百姓难明究竟；商人经商，也密室策划，天机不可泄露，人们自然一头雾水。只有文人，白纸黑字，批评起来起来铁证如山，无可逃避——所谓“一字入公门，九牛拖不出”是也。1930年，陈寅恪写下了《阅报戏作二绝》，其一曰：“弦箭文章苦未休，极门奔走喘吴牛。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看似笔走龙蛇天马行空的文人，其实是给自己文字给锁死了。

　　其次，之所以批评文人，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文人“可与言”。“武人”何足论？所谓“秀才遇兵，有理说不清”。当年鲁迅所以不“骂”军阀而“骂”文人，就是因为军阀不值一“骂”，骂他们是对牛弹琴。而所以“骂”文人，则是因为他们是“智识阶级”，讲道理，有理性，是中国较有希望的一个阶层——所以才对他们大“骂”特“骂”！孔子说过：“可以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言而与之言，失言。”很显然，在真正的批评家那里，政治家或军阀者流都是些“不可言者”，所以不愿“失言”而“不与之言”；而知识分子则无论有怎样的缺点，都属于“可与言”者，所以他们不愿“失人”而“与之言”——哪怕是以“骂”的方式“与之言”。这原由，也正是费希特在《论学者使命》一文中所言：“基督教创始人对他门徒的嘱咐实际上也完全适用于学者：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人都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从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

　　还是以鲁迅为例，正因为鲁迅“骂”文人都是因为希望他们真正成为有守有为的知识分子，是与人为善，所以许多被鲁迅“骂”过的人，其实都是有成就有贡献的人才：比如李四光、朱光潜、沈从文、成仿吾、徐懋庸以及胡适、林雨堂、梁实秋、施蛰存、顾颉刚等等。这应该也是鲁迅当年“骂”他们的希望——希望他们上进，成为真正有益于中国人民的“智识阶级”。有意思的是：现在有人因为鲁迅当年骂的这些人后来大都有了进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就认为鲁迅“骂”他们骂错了——照这些人的逻辑，一经鲁迅骂过的人就该永远坏下去，才无损鲁迅形象！这显然搞拧了鲁迅“骂”人的动机：他所以大“骂”特“骂”一些知识分子，其目的不是为渊驱鱼，把知识分子都赶到坏人那边去，而是为了他们改掉臭毛病，成为真正的“社会良知”。如果他后来真的变好了，成了于人民大众有用之材，那正好实现了鲁迅当初“骂”他的目的，也证明了鲁迅的伟大，怎么能把这作为鲁迅骂错了的证据呢？这岂不是吃药治好了病，马上回过头来说这药吃错了么？

　　当然，读者诸君如果细读我这部集子的话，便不难发现其中的文章也不都是对文人的“骂”，也还有“颂”——或者说有弹有赞。这两者应该是统一的：所以对一些文人有“赞”，乃是因为有大量值得“弹”的文人存在；而这些文人所以被“弹”，也是因为那些被“赞”文人的对照。当然，我既然写了这些“文”，也就难逃“文人”之列，读者自然也就可以对我有弹有赞——我尤其是欢迎“入木三分骂亦精”的弹。

　　末了，拉来龚自珍《己亥杂诗》之六二为结：“古人制字鬼夜泣，后人识字百忧集。我不畏鬼复不忧，灵文夜补秋灯碧。”

　　是为序。

　                            　（这是作者《纸上欲望》一书的自序，原书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