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蒂古丽的长篇小说《百年血脉》里的这个家族，奇特之处在于从一开始就是不断分裂的，一支血脉融入另一支血脉，一个混血儿衍生出一个更复杂的混血儿，像沿途接纳了一千多条支流的亚马逊河——如果小说跨越的时间更长的话，很难说这个家族的血脉里究竟有多少种民族血统。更为奇特的是，无论怎么融合，家庭的后代无一例外地将血脉源头的信仰悄悄地继承下来，磨难过后，他们总会发现，那才是精神的故乡，灵魂的皈依地。

　　帕蒂古丽在无意中暗合一个大主题，“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族，以使你们互相认识”。“人类皆兄弟，无论愿意与否”。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肤色，并不妨碍我们在一起相亲相爱，哪怕过去是仇敌，也可以放下弯刀，以大爱来改变生命，改变命运。“当时，你们原是仇敌，而真主联合你们的心，你们借他的恩典才变成教胞”。
　　在小说里，外公是一个汉族孩子，并且是太外公仇人的孩子，太外公本想举起刀，但一种无形的力量让他放下了仇恨。小说里太外公说道：“仇恨让我成为罪人，慈悲能让我成为一个圣人，安拉胡，您普慈特慈搭救世人，允许我收养这个仇家的孩子，让他此生归向真主，善行可以偿还我欠马穆勒家的债，救他一命，就得以拯救自己。如果这就是你的旨意，那么就让这个孩子成为我的儿子吧，我失去了一个儿子，又得到一个儿子，我会待他胜于亲生，如果我不能做到，求安拉降罪于我。”
　　小说的结尾写道“他听到有人在为他哭求，他的魂灵从另一个世界的边缘被召回，这个声音唤醒了他，这一世里，他注定要成为这个人的儿子，在他弥留之际，那个声音让他重获新生。而他，也让仇人重生。”
　　《百年血脉》是一部受难史，也是一部重生史。灾难总是不断地降临这个家族，骨肉被杀，亲人失散，一代又一代遗传的精神病，从故乡出走在他乡扎根……和《百年孤独》不同，这个家族虽然也貌似受到诅咒，但他们都以坚忍的精神，以宽厚的心肠，以纯洁的爱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找到生命的意义，磨难只是生命的过客，无论他们走多远，信仰永在，爱永在。
　　帕蒂古丽是一个视野宽广的作家，她是少数摆脱狭隘的民族观和世界观的作家，多年的磨难没有让她倒下，反而催她成熟自信。她对社会、对生命的认识，有极强的穿透力，有大局观，有出色的宏大题材的叙述能力。她写个体生命，是为了完成对人类生命的探求；小说中尽管叙述时间是被刻意打乱的，但读者如果重新编排年代，则可以看到以下三个鲜明的趋势：

　　　　　　　　　　　　　　一、从自闭到开放：走向平滑的融合曲线

　　帕蒂古丽在小说特意写了家族的疯病史，二外爷、舅母、母亲、哥哥都发了疯，舅舅的孩子和“我”的女儿苏菲娅都有一定的自闭症。自闭和疯病在小说中可以看作两个抽象的符号，一个自闭的人、家族，都会患上不同程度的疯病的。
 　　“母亲试图藏起所有的刀，她不希望这世上有刀。在她眼里刀子是一个活物，会窜来窜去，一不留神，就会像蛇一样钻进人的身体，害人害命。她后半辈子一直盯着想象中的刀子，不停地寻找消灭刀子的办法。看见刀，她就要烧掉、砸扁、埋到土里，扔进水里。”
　　这把刀是冲突之刀，自相残杀之刀。人物的内部冲突往往比外部冲突更残忍、更激烈、更凶险。母亲藏刀的行为可以视作多数善良民众的愿望，他们希望平安地生活，不愿意看到任何血腥意味的冲突。
　　太外公那一代人，冲突是最激烈的，到了全家灭口，寸草不留的地步，手段极为残忍。到了外公、外婆这一代，尽管冲突也不时产生，但相对来说，要缓和一些了。到了母亲这一代，尽管母亲得了疯病，但是也能从中看到，无论父亲、母亲面对冲突，尽量采取了隐忍的态度。到了哥哥、姐姐这一代，这个家庭四分五裂，流落四方，不同程度地融入到其他民族的文化环境中。到了苏菲娅和麦尔丹这一代，虽然苏菲娅依然有些冲突，但最终的结局是消除了隔阂和不信任；而麦尔丹则是欣然地融入了当地文化中。
　　“我”和女儿苏菲娅的心理冲突是小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很精彩的一部分，心理描写细腻、耐人寻味。通过“我”和女儿之间的“战争”，可以看出帕蒂古丽关于文化关怀的理念，那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不能采取粗暴的手段，只有给予充分的信任，充分的理解，真诚的帮助，敞开心扉的交流，才可以消除隔膜，达到融合的境界。
　　五代人的磨难，在第五代子孙身上见到了和平的曙光，这是民族融合的大趋势，尽管个别时间段会有些激烈的冲突，但是长期看来冲突是呈下降趋势的，融合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文化冲突这条曲线，会变得越来平滑。没理由不相信，这条曲线迟早会变成联结民族关系的彩虹。

　　　　　　　　　　　　　　二、从暴力到平和：走向成熟的现代心态

　　在《百年血脉》中，暴力与冷暴力成为家族发展与繁衍中的伴生物，这也是文化融合的伤痕，在民族融合的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强制性、压迫性的冲突，但随着文明的发展，暴力已经渐渐被排斥，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平和的，建立在相互理解与相互尊重基础上的交流方式。
　　《百年血脉》里的五代人，也是由暴力逐渐走向平和的，第一代太外公和马穆勒的冲突，是以家破人亡为代价的，双方都把对方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帕蒂古丽特意打乱时间顺序，让太外公收养马穆勒的侄子为义子成为小说结尾，寓意是鲜明的，民族团结最终要取代民族冲突。
　　第三代父亲经常鞭打母亲，鞭打子女，他以暴力的方式来宣泄内心的苦闷，娶了一个疯妻子，一大群孩子要靠他一人养活，家里一贫如洗。但是，父亲也有人性的一面，他说：“我要把你们的腿打断，让你们躺在家里，我来养你们。”他是一个矛盾、纠结的人，既爱孩子，又打孩子。对母亲，父亲有时也会表现出很宽容的一面。父亲给邻居帕丽缝纫花裙子，有说有笑，精神不正常的母亲却心生醋意，第二天趁父亲不备时，抄起木凳砸伤了父亲。父亲却没有以暴制暴，而是宽和地说，“算了，你妈是个疯子。”在这一代，尽管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小冲突，但人性的光芒是高于人性的邪恶的。
　　第五代女儿苏菲娅和“我”则进入到了冷暴力冲突的阶段，不再是身体接触，而是语言的碰撞。“苏菲娅对环境所有的不适应，都转化为对我的不适应。苏菲娅抗拒着，家庭里的战争持续着，我成了举着冰冷的语言器械，试图在女儿身上下手的险恶之人，我的形象不是搭救弱小女儿的救命稻草，而成了修正和斧凿她的工具。苏菲娅被修改得面目不清，挤压得透不过气，她身上的斑驳斧痕，就是我的斑斑劣迹。是成果还是罪过，我已经无法为这个复杂的问题定性。给女儿一份好的生活，成了一句鬼话，一个骗局。我不是一个宽容的母亲，母亲在她心目中变得不再可靠，不再可信。”
　　“我写短信给她：‘不要用冷暴力来对待自己的母亲，主动接受，面对环境，放弃抗拒，减少内在的消耗和无谓的疼痛。’而她针锋相对地回复我：‘请母亲停止语言暴力，不要把对自己那套不成功的修改，残暴地强加在亲生女儿身上。’”
　　“我”和女儿的冲突到极点时，女儿成为另一个攻击对象的替代品，并导致晕厥，住进了医院。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女儿放下了警觉和疑虑，将不安和敌意转化为柔顺和依赖。
　　帕蒂古丽在小说中不仅展现了民族冲突由暴力向冷暴力，向和解与关爱转化的一个过程，更是探讨了民族交融、文化交融的可能性。

　　　　　　　　　　　　　三、从痛苦到感恩：探求生命的开口

　　帕蒂古丽是一个精灵、透明、真诚而又隐忍的作家，从小受到太多的苦难，让她学会了如何从逆境中走出来，变得强大。痛苦与孤独伴随了她半生时光，她对世界的态度是接触而又保持距离。她的文字总是有种撕裂的美，疼痛的美，写作对她而言是弥合伤口的方式，她在文字里重新发现她自己，并找到生命的开口。
　　帕蒂古丽并不是一个介入型的作家，事实上，她是尽可能远离政治和宗教冲突的作家，她是一个零度写作者。但是她的特殊身份、特殊经历使她无法避免生命的背景，真正的作家都无法逃避现实，只能在现实中寻找精神的出路。她的文字体现了民族冲突，也体现了民族融合，但这并非她刻意表达的，只是无意中带出来的。她的写作，只是在民族背景和家庭血脉中寻找自己的答案，解开生命的谜语。
　　那些进入生命的苦难，那些离开的，那些无法表达的，那些无法透视的，都隐含着生命的开口。生命像是在混沌里前行，像在雾霾里前行，我们不知道属于我们的意义，只有找到那些小小的开口，才能在生命的隧道里发现几缕垂直的光线。写作的终极意义是卸下尘世的疲惫，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心灵栖息地。
　　帕蒂古丽是感恩苦难的，苦难赋予她许多意义，平静地面对，而不是咒怨、逃避，她学会了承受、理解、探求。小说里，哥哥流离颠沛，挨过打，得了病，发了疯，时而同性恋，时而异性恋，混乱，无条理，这是他的命。但是当他回到大南坡，他平静了，苦难终结时也是生命的结束，他觉察到了，于是平静地接受妹妹的照顾和安排，顺从、依赖。
　　帕蒂古丽写了许多苦难，每一个生命都有摆脱不掉的苦难，躲也躲不开，就像疯病和自闭症，紧紧地缠绕着这个百年家族。家族的人，一个个远离家乡，流落到不同的地方，仅仅靠血脉和信仰维系在一起。他们无法选择命运，只能听从真主的安排。即使真主安排和仇敌的孩子成为亲人，也要坦诚地接受，因为不理解的，恰恰是一本启示录，努力去理解，总会找到答案。
　　艺术是心灵的冒险，在寂寞中体味紧张与不安，在孤独中发现纯粹和真谛，帕蒂古丽以她柔弱的身躯，平静的心，透视一切苦难。苦难不是她的枷锁，而是她反复默诵的经文。她在浮想与现实、忧郁与欣喜、爱与痛之间漂荡，她发现了痛楚的力量、内涵、启示、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缝隙；她明白，束缚的绳索有一天总会自动打开，生命将穿过隐藏的开口达到自由之境，以饥渴之心，扑向异域的花朵。

　　　长篇小说《百年血脉》，北京时代华文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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