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老舍是一个大师级的作家。大师或许是后人的封赠，但大师的品质却让无数的读者无法忘怀。以《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名著传世的老舍，藉其博大的胸怀、渊博的学识在他的那个时代独树一帜，他的作品以旧北京下层平民生活为背景，凸显出浓郁的京味和市井气息，幽默中饱含悲凉，塑造的人物鲜活生动，并以简洁淳朴的语言感动过许多读者。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被后人称为“语言大师”的作家，却是一位虚怀若谷、谦虚豁达、童心未泯的“可爱的人”。在他的一些散文作品中，对自己的评价不高，对同时代的作家却给予很高的赞誉。

       那些不朽的作品出世或许只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爱。友情伴随着老舍的一生，他拥有这些别人无法企及的友爱，正是因为他爱大家，大家从而爱他。在《怀友》一文中，老舍记录了他和文友们的三次聚会，他把这些聚会称为“多么快活的日子”：在北京，杨今甫和沈从文两位先生请老舍和朋友们吃饭，沈从文先生善于划拳，老舍说“杀得我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他写道：“我被写家们困在酒阵里！最勇敢的是叶公超先生，声高手快，连连挑战。朱光潜先生拳如其文，结结实实，一字不苟。朱自清先生不慌不忙，和蔼可爱。林徽音女士不动酒，可是很会讲话。几位不吃酒的，谈古道今，亦不寂寞……”在上海，林语堂和邵洵美请客，老舍遇到了沈有乾、简又文几位先生；另一次是郑振铎先生请客，他遇到了茅盾、巴金、黎烈文、叶圣陶等先生。那是1939年的3月，与这些先生们共酌，老舍心情愉快，盼望着再次重逢：“那可纪念的酒宴，等咱们打退了敌人是要再来一次呀！”在济南，老舍认识了马彦祥、顾绶昌；在青岛，老舍与洪深、孟超、王余杞、臧克家、杜宇、刘西蒙、王统照等人常常聚会，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王统照：“多么可爱的统照啊，每次他由上海回家——家就在青岛——必和我喝几杯苦露酒。苦露，难道这酒名的不祥遂使我们有这长别离么？”他说：“朋友们，我常常想念你们！在想念你们的时候，我就也想告诉你们：我在武汉，在重庆，又认识了许多许多文艺界的朋友，都贫苦，可是都快活，因为他们都团结起来，组织了文艺协会，携着手在一处工作。”

    这个自谦的老舍，对别人的评价中肯诚实。1942年，郭沫若先生50岁，老舍称他“五十岁的小孩”，“因为他永远是那么天真、热烈，使人看到他的笑容，他的怒色，他的温柔和蔼，而看不见，仿佛是，他的岁数。”他觉得郭沫若先生有五方面值得赞述：文艺作品的创作及翻译；北伐时期的革命功业；考古学上的成就；抗战以来的抗敌工作；为人（《我所认识的郭沫若先生》）。1945年，茅盾先生50岁，老舍先生夸赞他“勇敢使他永远年轻，而时间增高了他的智慧。他创作、他翻译、他研究、他编辑，他的勤劳与成绩，从五四到今天，老跑在我们的前面。也使我们敬爱他，甚至于忌妒他。”（《给茅盾兄祝寿》）老舍对张恨水的评价客观贴切：一个真正的文人，有一句说一句，心直口快；真正的职业写家；没有习气的文人，“不赌钱，不喝酒，不穿奇装异服，不留长发”，但“他比谁都写的多”。而且：“修养使他健壮，健壮使他不屈不挠。”（《一点点认识》）

       1941年8月，许地山先生去世。老舍撰文赞扬：“除各种宗教的研究而外，他还研究人学、民俗学、文学、考古学；他认识古代钱币，能鉴别古画，学过梵文与巴利文……他的话一会儿低降到贩夫走卒的俗野，一会儿高飞到学者的深刻高明。”他认为“地山的死是学术界文艺界的极重大的损失”（《敬悼许地山先生》）。1957年9月，齐白石先生逝世，在《白石夫子千古》一文中他说：“齐白石夫子在国内与国际所获得的极高的荣誉，是他生平热爱劳动、勤学苦练，极富于创造精神的结果。”他称颂“白石夫子是一代大师”，因为“白石夫子并不专师一家，而广为临摹，吸收各家的长处。及至掌握了各种基本技巧，他便力求创造，不再模拟。”而且“直到九十岁之后，他还不断有所创造。”

       对朋友的评价真诚而切合实际，对自己的评价却低调谦虚，表现出真正大师的风范。

       他把自己说成是“文艺界中的一名小卒”，1938年，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他在《入会誓词》中写道：“我是文艺界中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来日日操练在书桌上与小凳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就是我的勤苦：小卒心中没有大将的韬略，可是小卒该做的一切，我确实做到了。”他期望“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给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直到1959年，老舍还是固执地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文艺学徒”，他表白：“假若能够以‘文艺学徒’代替‘作家’，我一定会觉得舒服一些。”（《文艺学徒》）

       最耐人寻味的是他的那篇《著者略历》，令当今不少自称“大家”的人汗颜：

    “舒舍予，字老舍，现年四十岁，面黄无须。生于北平，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布尔乔亚之仁未能一扫空也。幼读三百千，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遵教书匠之基。及壮，糊口四方，教书为业，甚难发财：每购奖券，以得末彩为荣，示甘于寒贱也。二十七岁，发愤著书，科学哲学无所懂，故写小说，博大家一笑，没什么了不得。三十四岁结婚，今已有一女一男，均狡猾可喜。闲时喜养花，不得其法，每每有叶无花，亦不忍弃。书无所不读，全无所获，并不着急。教书作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亦不后悔。如是而已，再活四十年也许有点出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