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熟的文艺批评要讲真话讲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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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在京召开加强文艺批评意见征询座谈会
成熟的文艺批评要讲真话讲道理
作者:文学报记者郑周明
这些疑问和思考同样反映在近日由本报在京主办的加强文艺批评意见征询座谈会上,在农历新年到来之前对文艺批评现状做一番审视,饱含着我们对新一年文艺评论风气的期许。
在谈到加强文艺批评风气时,与会者不约而同将讨论焦点放在了本报 《新批评》专刊上,这份创刊三年多专注于文艺批评的专刊,自诞生起便广受关注和热议,三年多来刊物的坚持和倡导的“真诚、善意、锐利”办刊方针也获得了越来越多文艺界人士的认同。
评论家韩石山以他多年观察坦言,坚持文艺批评太不容易,这样一份专刊由位于上海的全国性报纸来实现,的确超乎他的预料,“这与刊物坚持立场以及编辑团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或因此,《新批评》专刊才成为了文学界的一个现象,以至于每年都被拿出来讨论。但在与会者看来,这对于《文学报》是一件好事,对于文艺界而言却并非如此,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李炳银便表示,“三年多来,我似乎看不到第二家媒体在做这件事。”
这样的观察无疑牵涉到了文艺批评的重要现象,即当不少媒体在开展文艺批评时,为何鲜有被记住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也有类似看法:“文艺批评多年来未发挥有效作用,已是一个现实,《新批评》却探索出了一种方式。”
那么什么样的文艺批评才会被认为是真正进入了“文艺批评”内核中,并被认同践行?
在三年多的办刊经验中,本报总编陈歆耕认为,“批评家坚持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不受其他因素影响,能够独立发声,这便是可贵的批评。”的确,文艺批评难在坚持批评家自身的风骨和独立评判的立场,评论家李建军回应说,一个优秀的批评家是在建构对文学、对时代的一个分析和独立评判的立场,比如对于当代文学创作的认识:“俄国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曾言及与他同时代的俄国文学是处于一个‘无根的世界性’状态里,同样如今的创作也处于无根、无方向,缺乏时代思想的状态。”他还谈到,为什么文艺批评要批评知名作家,这也是许多人所疑惑之处,他借用法国思想家伏尔泰的观点,“因为他们意味着方向”,批评知名作家也是在告诉年轻的创作者,模仿的同时别忘了知道问题在哪。
事实上在不少文艺刊物编辑的观察里,优秀的文艺批评是受到作家欢迎的,因为它以理服人,点到了关键处。《中华读书报》编辑舒晋瑜说:“一位真正优秀的作家会接受批评。同样优秀的评论家也如此,比如陈思和教授告诉我,倘若要批评贾平凹《老生》,他会多看几遍才有把握。”
与会者多认同争鸣也是文艺批评的可贵精神,在于争鸣不仅产生了有效对话,也不断在过程中将事实和道理越辩越明晰。“好的批评可以开启一个争论,也可以终结一个争论”,《中国青年报》 文化生活部主任徐虹指出了其中一种效果。
在这场座谈会上不经意的,也展开了一段争鸣。围绕最近热点诗人余秀华,有专家认为,余秀华的诗作虽然很精彩,但许多诗人也能够写出类似水平的诗作,但余秀华赋予了诗作更多个人情感在其中。而李建军则认为,目前对余秀华诗的批评标准定得偏高了,导致了批评声音的分化严重,这种看法也获得了评论家肖鹰的认同,他认为余秀华的诗虽真诚自然,但比之于“中国的艾米莉·狄金森”,还是个大疑问。诗人王久辛则从余秀华身上看到了当下诗坛的一个症结:“诗坛是跟着翻译诗的水平来写,翻译诗的水平有多高,新诗水平也有多高,余秀华的出现是对诗坛的一个提醒。”
这些观点代表了当下有关此话题的主要几种意见,正是在这样的争鸣中,记者注意到一段时间之后,有关余秀华诗歌的讨论从最初的标签化消费逐渐走向理性分析,针对其诗歌的学理化评论被广泛传播并形成大众主要判断依据。这也表明,大众自行会适应良性的文艺争鸣,并受其中的价值观所影响,逐渐确立自己的评价标准。
在现场几位全国知名报刊编辑眼里,此次座谈会是一次难得的思考。他们欣赏《新批评》专刊锐气的坚持,立场的坚守,同时也表示结合自身报刊定位,对于未来开展文艺批评有了许多想法。
《光明日报》文荟副刊主编韩小蕙认为,文艺批评也是一种艺术,今后开展文艺批评,在鼓励争鸣风气同时,也理应提高学理性。她同时提到近年来不少平庸作品屡获奖项,这种现象应得到文艺批评的更多关注。
《人民日报》文艺理论评论室主任刘琼把文艺批评比喻是鱼缸中的斗鱼,能够提高整体活力。她期待的是容纳表扬与批评的文艺评论,也互相讲真话讲道理。这个观点也与《新华文摘》文艺评论编审陈汉萍相契合,她欣赏《新批评》有锐气也走向稳健成熟,她也期待贬劣褒优的批评风气。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彭学明认为,《文学报》新批评专刊开了批评新风,有了批评生气,也为批评家提供了舞台。批评需要骨头,真实产生尊严,尊严产生高贵,高贵产生力量。
有感于彭学明所说一篇有表扬有批评的文章尚且难以发表何况其他,也有感于肖鹰说批评家最感谢是有开放的平台来提供发声。这些报刊编辑注意到了展开文艺批评需要避免圈子化的风气,而开放的平台、开放的作者群能够带来更多新的见识新的声音。评论家王必胜便认为,批评文章下面署上身份职务是对自己评论的不自信,也让读者不是根据内容而是权威大小来作判断。在《光明日报》文学评论版主编王国平看来,可以多探索解决的办法,比如他曾遇到一位作家写农民工题材作品的发布会,有位农民工被邀请上去表达读后感,当时便觉得他说得很到位,之后便向其约稿刊登了文章,“寻找这种‘相关人’,能够为寻找准确到位的评论文章带来帮助”。
这些思考不仅是对本报 《新批评》专刊的寄寓,也反映出这些全国重要报刊对文艺批评开展的理念。新的一年理应期待,文艺批评能越来越自信和成熟,并把这些带给文学界与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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