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是人类文化血脉传承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它即具文化积累功能，又具文化推广功能；一部优秀的出版物的价值，必定是积淀性与开拓性的统一。上世纪90年代初，花城出版社编辑出版的《20世纪外国文学精粹丛书》，即为一例。这套书——其实是只出版了一半的半套书，在编辑出版当时和书出之后的绵延二十年内，竟出了三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们是：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英国作家维·苏·奈保尔、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丛书的缘起

　　1989年春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楼肇明到华南师范大学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打电话给我。楼肇明是《花城》杂志的作者，学问渊博，兴趣广泛，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曾给《花城》提供过一篇研究邓丽君的稿子，在当时可称“另类”，但为人十分谦和，容易亲近。我到北京组稿时，曾到他家中拜望过他。接到电话，我即去华师大学术交流中心看望他。谈起出书的事，他热情地给我出主意。他不是研究外国文学的，却向我建议出一套外国文学丛书。我说外国文学的书重复出版太多，几近于出烂了，没有新的选题出再多也没意思。他说这次我找你来，正是要给你一个新的选题。他说，其实至今我们还很“封闭”，对外国文学的现状和发展情况还了解得很有限，外国有很多好的作品、很重要的作品，没有介绍过来，广大读者没有读过，甚至于没有听说过。他们文研所和外文所的朋友们有一个想法，要出一套书把当今外国最重要的作家和作品逐渐介绍过来。这套书特点要鲜明，要坚持两个“第一”，即：第一，作品应是第一流作家的第一流作品，有可能这套书里面将会出一两个甚或两三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第二，在国内应是第一次翻译介绍、第一次出版。这两个“第一”，强烈地打动了我。花城出版社正在酝酿国家“八五”计划重点图书项目，楼肇明提的这个建议正是一个难得的好选题，又有社科院文研所和外文所的一批专家共襄此事，使人不能不有信心，于是我与楼肇明当即开始编委会组成和编辑方案制定的初步探讨。

　　过后不久，我与花城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副主任林青华赴北京召开编委会会议，并与编委们研究和制定编辑方案。编委会成员是：楼肇明、于晓丹、王守仁、陈众议、吴岳添、林青华和我，其中大都是翻译界崭露头角、即将身当大任的青年才俊。初定的译者也多是知识新、眼光新有国外留学经历的年轻译者。编辑方针仍然是坚持高与新，计划翻译出版40种，分4辑，每辑10种；为了尽快与读者见面，基本不收长篇。由林青华担任责任编辑。

　　殊荣与遗憾

　　这套书集外国文学几十年的沉淀，选目并非全是新作，有些则是多年以前的旧作、名作，但均为我国从未翻译介绍过的。如博尔赫斯的《巴比伦的抽签游戏》（陈凯先、屠孟超译）、卡彭铁尔的《追击·时间之战》（陈众议、赵英译）、卡佛的《你在圣·弗兰西斯科做什么？》（于晓丹译）、金斯堡等的《我的黎明俪歌——现代派之后英语诗歌105首》（黄燎原译）、富恩特斯的《奥拉·盲人之歌》（赵英等译）、巴别尔的《骑兵军》（孙越译）、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王守仁译），帕斯的《太阳石》（赵振江译）、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张琪译）、莫迪亚诺的《八月的周日·缓刑》（刘自强、严胜男译），等等。 这套书的优良品质，立刻得到各方面的赞赏，也得到了后来几届诺贝尔文学奖评奖的验证，应了编委会原来的预想，反应强烈。

　　1990年，当帕斯的《太阳石》刚被赵振江译出交稿，就传来了帕斯荣获当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在这套书出版近十年之后的2001年，奈保尔和他的《米格尔大街》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在奈保尔获诺奖13年之后，莫迪亚诺成为2014年的诺奖得主。

　　帕斯、奈保尔、莫迪亚诺等三位诗人与作家先后成为诺奖得主，实至名归，其作品无愧于所得之殊荣。上世纪90年代初编辑出版的《20世纪外国文学精粹丛书》在策划之初，就预期这些作家可能达到的高度，并被实际所证明，楼肇明等编者的眼光和预见性亦应予以肯定。这套书本为国家“八五”计划重点图书项目，可惜出版了不足一半就戛然而止。当然版权是个问题，但如果稍作努力，版权问题不是不能解关的，当时新闻出版署下面就有一个版权代理公司，受理此种业务。可是此时我已卸任社长职，已无能为力。作为一个热爱出版事业的出版人，多年来为《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被腰斩，以及另外两套同样列为国家“八五”重点图书项目、并已由国内多位著名教授编辑完成、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海外华文文学大系》和《中华文艺理论大成》终而未能成书出版，常感遗憾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