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余秋雨携新作《冰河》在北京与读者见面。《冰河》是余秋雨写作生涯的首部长篇小说，故事发生在中国古代的南方，貌美动人的女子孟河在一次“淑女乡试”中拔得头魁，引来大批追求者，然而她暗中女扮男装，踏上了去京城寻找生父的路途。途中，船只突遇冰雪，不仅被冰封在前后无援的河中，众人也遭遇生死攸关的求生考验。在绝境中，船上的考生金河深夜凿冰救人，却因冻伤无法赶考。孟河为报恩情冒名代考，不料中了状元，引出一连串意外和磨难，也让她找到了情之所属，留下一段爱情传奇。

　　余秋雨说，这部作品，可以视作他和夫人马兰“在绝境中的悲剧性坚持”，《冰河》写的是古代，但每个人物，甚至书名都是有象征意义的，是他阅尽世态人情后内心深处的独白。

　　1  好作家从不用作品直接回答自己的环境

　　我跟妻子从来不回答那些说三道四，只想安安静静过日子

　　羊城晚报：你之前一直致力于写文化散文，为什么突然想创作长篇小说？ 

　　余秋雨：这本小说不是突然想出来的。我的人生地质层至少有五层，这本小说属于第四层，是我人生的积累。大家知道矿藏的横断面有一层一层的地质层，第二层是第三层的依据，第三层是第四层的依据。我的第一层是22卷的《秋雨合集》里近十年的国际演讲，第二个矿层是我二十年的全球考察，可能我是至今全世界唯一走遍了古文明遗址的人文学者。第三层是我30年来的学术研究，第四层就是我这40年的创作训练。我曾经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写作老师，每天都写。而这背后还有50年的古典修养，我翻译过《庄子》，翻译过屈原、苏东坡，翻译过《心经》。如果地质层面每十年这样累积下来的话，这部小说是我的第四个层面。所以不是说我年纪不小了才开始写第一部小说，这是我一直没有丢弃的东西。 

　　羊城晚报：在自序中你写道，这本书是你和夫人马兰“在绝境中的坚持”，但整个小说读下来却完全没有你所说的这种感觉。

　　余秋雨：千万不要从一般社会批评的角度去看艺术家的心理环境，艺术家和文学家往往心理环境不是那么顺遂，但有可能写出内容很好的东西。比如安徒生，他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旅行的时候身上还绑着一圈绳子，旅馆里有火警他就从仓库逃下来。可你现在看《安徒生童话》就感觉不到他这种困境，这种心头的愤怒，没有的。正是因为日子不太好，所以要找彼岸的东西，日子过得太好了，反而写不出好作品。

　　我跟妻子从来不回答那些说三道四，只想安安静静过日子。这种安安静静就是遇到不顺的事情，首先是不要有太大的愤怒，第二是埋头做自己的事，做自己的专业。好作家和好艺术家从来不是用作品来直接回答自己的环境、自己的问题，而是用艺术来回答。艺术是精神天地，因为我生活得不太好，所以要寻找一个更高的天地。

　　2  边缘视角其实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秘密

　　科举制度最大的问题是让所有的文化和学问都为做官而存在

　　羊城晚报：小说里你写到了“学而优不仕”，这是你对科举制度的某种看法？ 

　　余秋雨：我认真考察过中国的科举制度，不是否定，我对科举制度评价很高。中国那么长的历史，为什么能够比较稳定往前发展，科举制度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瑞典的汉学家说这是人类古代最优秀的文官选拔制度。中国男人只要凭借科举考试，就有可能当上各级官员。小说里金河的爸爸只是一名船工，有资格考，老丈年纪已经70多岁了，也还有资格考。各种各样的家庭，任何人只要通过文化考试就能成为文官，这种制度稳定了中国很多年。

　　为什么罗马帝国会灭亡，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国家太大，找不到地方干部，孔雀王朝、巴比伦王朝都遇到这个问题，开国几代还可以，后来上哪儿找那么多持续的地方干部呢？中国解决了这个问题，每三年一次，大量的地方官员源源不断出来，这让中国始终处于比较好的管理状态中。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学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也和他们的治理有关，所以整体还是不错的。

　　毛病在哪儿呢？最大的问题是让所有的文化和学问都为做官而存在。文化不独立，学术不独立，都是为了做官，直到现在都有这个毛病。为什么读书，为什么读大学，很多是为了做官，这和科举制度是有关的。所以我非常希望出现一些反例，于是我在小说最后写到金沙江的沿岸出现好多不考科举的人，做各种各样跟文化有关的事情，但并不是为了做官。当代的公务员考试，其实可以吸收科举制度里的一些优点，比如科举考试对作弊者是全家要杀头的，很残酷，也不开后门，官员儿子和农民儿子完全平等，这是我们今人可以学习的。  羊城晚报：有评论家认为，你一直对中国古典叙事中的边缘视角很感兴趣，你怎么看这个判断？ 

　　余秋雨：边缘视角在中国文化当中有重要意义，历史上的主流视角是朝廷给我们的，而边缘视角其实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秘密。我经常会提到《白蛇传》里人和非人的视角，这个视角极其重要，因为牵涉到中国人对生命的珍惜。还有古典女性的边缘，中国古代所有女孩都不能参加科举，但是当她一穿上男人服装的时候，成绩又远远超过男性考生，这一点很痛快。

　　我也讲到过《红楼梦》里的极端天真和极端彻悟，对人生的彻悟，无论是贾宝玉、林黛玉都有这个特点，这其实也是边缘视角。他们是孩子，那么小的孩子，对人生的看透程度却远远超过他们的长辈，对人生勇敢的体验也超出长辈，这就叫边缘视角。我们的古人其实在传统故事、传统戏曲和传统小说中有非常了不起的关于生命学的思考。遗憾的是，我们现代人挖掘传统的时候，往往没有注意到这些，往往走去观察主流文化了。

　　羊城晚报：你的人物情节都设定在古典传统当中，但所有的叙述结构、精神内核全是现代的，为什么会采用这种处理方式? 

　　余秋雨：在题记里，我讲了一句话：让象征结构披上通俗情节的外套，而且，随手取用了中国古代的衣料。古代的衣料是随手取用的，我完全可以写成现代小说，古典不古典不太重要，艺术是全世界相通的。这个故事完全可以写成现代的，比如在江上旅游遇到冰灾之类的。我在20多年前担任中国莎士比亚学会的主席，当时迎接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来演出，我惊讶地发现，他们演莎士比亚戏剧的时候，男的女的都穿牛仔裤。莎士比亚伟大，伟大在哪里？伟大在跨越时空。我穿了一身牛仔服也能演莎士比亚，就是这个思维，一样的道理。

　　有句著名的话是，“一切古代史说到底都是现代史”，我们是现代人，写古典只能用现代去解构，灵魂的现代性才是关键。亚里士多德说过，历史是表达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艺术是表达有可能发生的事。我们好多历史学家经常问，历史是不是这样的，这是历史学家考证的东西，而且也缺少魅力，真正有魅力的是，有可能是怎样的事，而这是艺术的东西。历史是不是这样不重要，历史给予我们生命依据和美学依据。

　　3  我的“节能”方法就是拒绝

　　文学作品过时只说明它不行，不是说它只属于某一个时代

　　羊城晚报：这些年关于你的传闻不少，但少见你出来回应，是对外界的声音淡然处之吗？ 

　　余秋雨：正好之前有读者也问我，余老师你怎么一个人能写这么多书？秘诀在哪里？我说我有很多省时间的办法，这个“节能”方法就是拒绝。我拒绝了好多，譬如不参加协会，不进入各种圈子，不参与研讨，不申报评奖，不申请资金，还有不反击诽谤，不澄清谣言。这样拒绝之后，可以自己去从事考察、创作、演讲等，而且精力旺盛，大家也看到了我的精神状态还可以。而且在这样的状态下，你做很多事情都是开心的，社会上的那些麻烦事和你好像没什么关系。

　　我曾经讲过老子是我们精神的“清道夫”，他让我们做减法，减到非常清静的境界，能够做出很多事，这是属于自己的。让我自己的存在成为现实的一部分，按现在的说法叫正能量，让你的存在成为社会的正能量，而你本人对现实没什么太强烈的感受和反应。非常抱歉我也不看报刊，现在年纪也大了，改变这个方式也不太可能了。很多年轻人因为工作原因不得不忙，但在人文哲学上也要学会这点，留出清静的空地给自己。因为那些外界信息和你的生命关系不大，今天来了明天走，明天走了后天又来，这样的信息能够去掉就去掉一点，不太重要。中国社会太热闹了，能不能安静一点呢？这是中国现实遇到的问题。 

　　羊城晚报：有读者认为你的文字很温情，但也有“鸡汤”过多的嫌疑，已经过时，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余秋雨：文学没有新旧，文学不会过时，《离骚》没有过时，《红楼梦》没有过时，只有好不好，没有过时不过时的区别。社会变动太大，但文学和艺术给大家留下永恒，所以好作品不会过时，好风格不会过时，如果整天想着会不会过时，这样的文学家把文学看得过小了。文学上过时的作品只说明它不行，不是说只属于一个时代，完全不是这样。曹雪芹的时代和现在区别多大啊，但谁说《红楼梦》过时？更不要说屈原了。 

　　羊城晚报：谈谈你自己的阅读体验吧。托尔斯泰说不能让子女过早读经典，不要因为理解力不够而破坏阅读的第一印象，你是否同意？

　　余秋雨：我很同意托尔斯泰说的，家长不要强给子女读所谓最好的，首先要看他的兴趣。我曾经讲过，我念大学一年级时，宿舍一同学告诉我，他读过六遍《红楼梦》，可我觉得《红楼梦》永远读不下去，暑假咬牙也读不完，后来更惊讶地听说同班有女同学读过十二遍，我非常羞愧。但后来，为什么我在《红楼梦》领域里有发言权？马兰演的《红楼梦》也是我定的剧本？可见我读进去了。

　　年纪不到的时候，好多经典是可恨之书，怎么读也读不下去，就会对经典产生抵触，反而糟践了经典，强扭的瓜不甜。随着人生的自然过程，很多经典会从可恨之书变成可爱之书。“快乐读书”是不要强求计划，但老师和家长要有朦朦胧胧的指引，让孩子读第一流的好书，而第一流的书范围非常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