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世界华文文学论坛》（季刊）2014年第4期

摘要《连城诀》凭借明确的人性解析与文明拷问，向人们展示了以“人性恶”为底蕴的反乌托邦叙事。这表现在反江湖、反英雄与反浪漫三个方面。反江湖表现为作者有意拆除空洞的江湖信仰，揭露江湖的异化图景; 反英雄是指作者意在去除主人公的大侠使命，让其只能充当“有我”的憨侠，而不能成为济世的大侠; 反浪漫则体现在作品对情爱的理想性与永恒性的叩问，以及对“侠骨柔情”模式的消解。《连城诀》从形而上的高度诘问人性恶的可能及限度，呈现出鲜明的现代立场与独特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金庸；《连城诀》；人性恶；反乌托邦叙事 

一、反江湖

江湖是一个脱离国家权力、宗族权力而相对独立、自由的空间，它是历史现实的边缘夹缝，也是世俗权力的“真空”地带。这种自在自为的文化本质，使江湖在武侠叙事中进一步独立于主流的官方社会与民间乡土社会，而纯化为一个文学乌托邦。在这个“理想国”中，侠士们作为自己意志的主人，从事着重建江湖秩序、恢复人间平等的侠义行为。这使邪不压正定格为武侠人物的模型、价值和图景。民国武侠巨制《江湖奇侠传》曾将侠魂概括为: 仁义、笔舌、武勇［1］。“新武侠鼻祖”梁羽生则改用“正义、智慧、力量”［2］对之作出了类似的文化表述。然而，随着现代生命立场的复杂化以及文学提问角度的多元化，对侠义乌托邦的沉浸就越发暴露出武侠小说缺乏自主、“娱乐至死”的封闭性。这构成该文学体式由古典向现代转换的根本困境。

《连城诀》的独特意蕴在于，它意在拆除空洞的江湖信仰，将江湖生态非人化的一面撕破给人看。这种对人性黑暗面的逼视，不仅撼动了整个侠文化的深层结构，而且深深触及了江湖正气何以表现人性的终极问题。在作品中，江湖的缺陷与人性的缺陷一体两面、互为因果，不论正派反派，体内都潜伏着自我放纵的原始骚动。特别是在一系列的寻宝仇杀中，人的破坏欲、征服欲与贪欲疯狂爆发、不可遏制。

首先，寻宝模式的设计，为我们凸现了众豪侠背弃侠义信仰而屈从金钱淫威的欲望人生。正如故事所讲述的，除了青海黑教“血刀门”的众恶僧为获得藏宝而啸聚中原、作恶多端外，以万震山等人为代表的中原豪侠也五十步笑百步，为了一个宝藏传言而勾心斗角、机关算尽。相比前者的赤裸，更为可憎的是后者的虚伪。万震山师兄弟不但利欲熏心，更为抢夺连城诀(内有宝藏秘密) 合力弑师。而后，他们在长达十余年的明争暗斗中尔虞我诈、刀兵相见: 万震山率先狠下杀手，将戚长发设计除掉后砌入书房夹墙，杀人后的得意与恐惧使他一到半夜三更就梦游砌墙，而不知就里的江湖人则只看到他“侠”的一面，呼他为“万老英雄”; 戚长发遭大师兄暗算死里逃生，为了避险对外佯称已被杀死，他本人却以空前的隐忍与狐狸的狡猾藏身暗处以静制动; 言达平则为寻找剑谱一直乔装改扮、伺机而动，后来还曾大费周章地在戚长发住处盖起大屋，编造谎言雇佣乡民在屋内深掘大坑寻找剑诀。与两位师兄相比，他的阴险狡诈与处心积虑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显然，“盗之恶”虽令人发指，却无损于人们对大侠、对江湖的想象与神往，但“侠之恶”宣布的则是这种浪漫情结的终结。

其次，作品放大了正义阙如背后的人伦悖谬与价值错乱。在《连城诀》中，师徒伦理、血缘伦理仅呈现了其极丑的一面，在这个维度上它甚至达到了文学描写的极致。对作品表现的师徒关系，有研究者干脆归之为“零伦理”，并称该作是“金庸小说中展现师徒伦理关系最令人绝望和恐惧的一部”[3]。故事中，老侠梅念笙因窥破三个徒弟心术不正，传授剑法时故意用花招虚式引他们误入歧途，而万震山、戚长发在授徒之时也如法炮制，“或有意或无意地，引他们在歪路上走得更远，更加好看，更加没用”［4］。不仅如此，三个师兄弟更是做下弑师傅、害同门的无耻恶行。同样，除了耿直的狄云，他们的弟子也上行下效，个个阴险狡诈、见利忘义、欺师灭祖。如果说紧张、敌对的师徒伦理乃是江湖异化的一种图解，那么作家对伦理亲情的放逐则彻底铲除了救赎这个世界的最后一线可能。我们触目惊心地看到，万震山、戚长发之流传艺时不仅欺瞒了徒弟，也一并误导了自己子女; 知府凌退思为了从丁典那里得到《神照经》和连城诀，不惜以亲生女儿作诱饵和陷阱，最终活埋了女儿; 而戚长发逃走后，明知女儿深陷虎口，竟听之任之，不去解救; 万震山、万圭为了宝藏，父子相争，丑态百出，为封锁秘密，万圭要杀掉妻子戚芳，万震山则连孙女也要除掉……

这就是《连城诀》中群豪为了大宝藏，而牵扯出的一幕幕闹剧、惨剧。中国侠文化的源头主要在先秦的儒墨两家，两派关于“义”的道德阐发及其对武德的交互建构，成为大侠精神的基本内核。陈夫龙将这种侠义伦理概括为“扶危济困，舍己助人; 路见不平，挺身而出; 见义勇为，惩恶扬善; 慷慨赴死，重义轻生”［5］等内涵。因此，对侠士而言，不论是“为情为己”的“侠之小者”，还是“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都应将“义”视为立身处世的基本律令。而当《连城诀》中的群侠不再为“义”而闯荡江湖，不再为世间不平挺身而出，不再向远大理想提升自身境界，而是群体转向贪欲自私、人伦倾覆时，江湖就不再是一个“希望的空间”，也不再有它的道德执行者，相反，我们只能震惊于它的“吃人”、邪恶与扩张。

二、反英雄

一部《连城诀》，有的只是弑师灭伦的恶侠、阴险狠毒的伪侠与利欲熏心的贪侠，可就是没有行侠仗义的大侠。这种主题演变与金庸去除理想主义、强化批判理性、寻求现代转型的诗学努力是密不可分的。从连载时间上看，《连城诀》属于金庸的中后期作品。在此之前，金庸的《书剑恩仇录》、《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白马啸西风》等多部武侠力作已相继问世。在这些作品中，作家自觉的文化变革精神与艺术形式探索已得到极大发挥。因作家坚信“文学是人学”，故他的最大企图就是创造一些鲜活的人物，追寻他们的性格，描写他们在特定的武侠环境中的遭遇。而且，“金庸具有全面的才能和素养”，“他的写作非常克制而慎重，具有独创性，他拒绝重复自己”［6］。这都使金庸的武侠革新获得了明确指向。他将自己当时的思想感情和文化理解注入小说，自觉打破既成模式、捍卫武侠文类的“未完成性”，在这个意义上探索侠客角色的开放性与功能转换。《连城诀》的突破就在于，它以愤懑压抑的悲剧力量，从“反成长”的角度提供了“反侠”、反乌托邦的另一种可能，即去除主人公的大侠使命，只留给他一个冤苦倒霉的憨侠角色来见证江湖的险恶与污浊。

金庸笔下的侠者大致可分为文化意义上的侠与生活意义上的侠。前者如儒侠、墨侠、道侠、佛侠，后者可笼统地归之为“反侠”或“无侠”。文化意义上的侠诠释崇高、利他为本，生活意义上的侠有血有泪但匮乏崇高。作为“反武侠”的力作，《连城诀》中的狄云始终不改平民本色，纵然最后练就绝世神功，克服了朴实鲁莽的性格，但在丑陋咆哮、暴力横行的江湖世界，他也始终是局外人，始终难泯乡下人的憨直本性。这样的主人公我们无法冠名以大侠，只能姑且称之为憨侠。而《连城诀》中憨侠的形象设计之所以具有反英雄、反侠义的鲜明特征，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狄云主观上的不愿成侠与客观方面的不能成侠。

就不愿方面看，狄云性格上“反英雄”的成长态度与成长方向，注定了他只能成为“有我”的憨侠，而不能成为济世的大侠。故事中的狄云本是一个“湘西乡下常见的年轻庄稼汉子”［7］。他出场时，身心已被当地人情朴实的乡风雕镂成形。正如阿德勒所言: “生活风格产生于很早的童年，后来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抗拒变化的。”［8］师妹戚芳叫他“空心菜”，就因他“直肚直肠，没半点机心”［9］。他的世界中没有江湖，没有大侠，更无称雄江湖、扬名立万的英雄梦想。他向往的只是与师傅、师妹一道过恬淡、逍遥的乡野生活，直到故事结束这一想法都挥之不去。正是与江湖的隔膜，他总是消极地面对各种江湖机遇与成侠可能，得学至高武学“神照经”、幸获护身宝甲“乌蚕衣”是如此，研习《血刀秘笈》也是如此。然而，神功纵可成就于巧合，却无法锻就侠者之心。因而，狄云虽是故事中最讲“义”的人，但他的义却不是侠义，而是一种个人信守的民间伦理。这种道德情感可以令他舍命保护义兄尸身，全力完成义兄与凌小姐死后同冢的遗愿，其精神光芒可赶超侠义，但另一方面，这种道义又有它的严重局限，当他有机会除掉狂悍凶淫的血刀老祖时，想的却是“他有恩于我，救过我性命”［10］，不忍下手，这种取小义而舍大义的愚昧，实在与大侠境界不可同日而语。

就客观方面看，狄云不能成侠也与外在环境有关。特别是故事中“冤抑”叙事之于主人公的层层叠加，使其只能扮演一个被拯救而非拯救者的角色。金庸曾在《连城诀》( 后记) 中说，故事是在“真事上发展出来的，纪念在我幼小时对我很亲切的一个老人”［11］。这个浙江海宁老家的老实长工年轻时曾蒙冤入狱、受尽迫害。狄云形象即由此脱胎而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文学史上“冤抑”( 包括冤枉、受骗与误会) 叙事的集大成者，主人公狄云的塑造是不乏现实主义内涵的。面对残酷冷漠、杀人如麻的“黑社会”，耿直与善良的狄云不仅无法感化它、改变它，反遭吞噬、九死一生。特别是在爱情之花过早凋零、人生启蒙导师丁典过早离世后，他的世界感受就愈趋绝望，甚至认为臭气熏天的牢狱乃世上最平安的乐土。这无疑是对外在世界与江湖道义的莫大讽刺。而故事中一次次的蒙冤与受难( 从开始的锒铛入狱、斩掉手指、痛穿琵琶骨、抢去恋人，到踩断大腿、背负淫僧恶名、遭中原豪侠追杀……) ，不仅很大程度上将主人公限制在自我、自救的精神区域，难以孕育出“超我”、经世的性格维度，更使他认识到面对无限扩张的江湖之恶，大侠的无能为力与微不足道。这种人与世界的决裂，这种困兽犹斗的绝望，以及最终避居雪谷的抉择，充其量只能解放一个不愿为奴的觉醒者。换言之，狄云从人性深处迸发的道德力量与自由憧憬，只能圈定自我拯救的狭义内涵，以及渴望保护身边之人的逼仄外延，而无法通向侠义及其所代表的崇高境界。

三、反浪漫

随着言情话语在新派武侠小说中地位的上升，武侠世界的精神生态就获得了双重维度上的支撑。作为新派武侠第一人，言情话语之于金庸作品的重要性，甚至到了可以无武无侠但不可无情的地步。比之“侠”的不拘一格，他笔下的“情”更见多姿多彩，“举凡奇情、惨情、痴情、孽情、欢情应有尽有，只是没有色情”［12］。可以说，在力求超越前人、超越自己的“侠情”书写中，金庸每部作品都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爱情直观。《连城诀》作为一部倾向明显的反乌托邦作品，在反崇高的同时，也很自觉地走向了反浪漫。不过，有别于前者金刚怒目式的冷厉，后者则饱含了作者“伟大的同情”。这种感情倾向使作品没有无视纯爱的力量与存在，而是试图从多组爱情画面的交叉对比中，拷问被经典爱情遮蔽的一面。如果说金庸全部作品都在证明如下的“情爱诗学”: “金庸小说既写男女主人公对于情的执著与坚定，同时也写出了情感的易变。永恒的爱情更多理想色彩，而情变则更富有现实意义和真实性。男女情变不是对爱情的怀疑和否定，而是更真实地揭示了男女情爱的本质。”［13］那么，《连城诀》无疑非常出色地完成了在这个向度上的发问与回答。

其一，叩问情爱的理想性。整部《连城诀》贯穿着五组爱情描写: 丁典与凌霜华、狄云与戚芳、水笙与汪啸风、戚芳与万圭、水笙与狄云。如果排除派生形式的话，那么作为情爱主干的就非前三组莫属。从爱情属性上看，这三组的特殊性在于它们代表了理想情爱的三种基本模式，即一见钟情、青梅竹马与郎才女貌。作为人类生命激情与美好欲求的诗意显现，这种纯爱之梦历经千百年的价值沉淀，已作为集体无意识深印于民族记忆与人伦原型之中。在上述三者之中，丁典与凌霜华之间超越肉体、忠贞浪漫的爱情最为圣洁惊艳。对此，金庸曾有过自评:“丁典的爱情既高尚又深刻，自具风格……即使在我自己所写的各个爱情故事中，丁典与凌霜华的情史，两人的性格，也都是卓荦不凡，算是第一流的……”［14］但二人尽管有着一见钟情的青春执着，置“礼教大防”于度外的自由与勇敢，以及情梦惊醒后的忠贞与决绝，但最终还是未能突破封建家长的利诱与发难，惨遭扼杀。狄云与戚芳这对同门师兄妹，从小青梅竹马、情深意笃，但在狄云被陷害一事上，戚芳软弱轻信的一面暴露无遗，二人感情因之断送。水笙与汪啸风的爱情悲剧也是如此。二人行走江湖，有“铃剑双侠”之誉，堪称美女英雄、人间佳偶，但汪啸风不信水笙的清白，反信无耻谣言对情人的污损，致使爱情夭折。上述三组爱情都以悲剧终结。这种爱情阻力或来自男女之间的隔膜，或来自现实与理想的错位，或来自意外与习惯的冲击，但有一点是无可辩驳的，那就是它们都证明了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爱情本身的脆弱性与虚幻性。这无疑是对颠扑不破的“侠骨柔情”模式的有力消解。

其二，追问情爱的永恒性。《连城诀》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大侠与英雄，但它拥有别样意义上的英雄，这就是以丁典、狄云为代表的情爱英雄。这样的英雄，也是一个乌托邦，明明知道不可能，还要坚持爱。这些人都是值得钦佩的情感英雄。丁典可歌可泣之处就在于，他唯情至上的精神贵族形象。对于凌退思无所不用其极想夺取的《神照经》与连城诀，丁典并不视其高于一切，正像他对狄云坦言的那样: “狄兄弟，虽然这是武林中的奇书至宝，可是与霜华相比，在我心中，这奇书至宝也不过是粪土而已。”［15］狄云又何尝不是如此。当得知师妹已嫁作他人妇后，他觉得“人世已无可恋之处”［16］，于是引颈自杀; 当师妹为饱受蝎毒之痛的丈夫向其苦苦哀求时，不愿师妹伤心的他还是忍痛为情敌( 仇人) 拿出了解药……如果说神性与俗性是构成完整爱情的两极，那么二者内在的对立与紧张是否永无缓减、永无弥合的可能呢? 正如作品所晓示的，固然主人公们的人生有缺陷、爱情有缺陷，但作者并没有解构真爱，即便在那些失败的爱情形式中，真爱也在顽强的吐放生机。这种生命绿意，既表现在丁典与凌霜华能够超越现实，在纯粹的理想中谱写爱情传奇，也表现在狄云与戚芳这对苦命鸳鸯明知今生无缘，但仍旧彼此挂念。所以，对造成书中男女爱情悲剧的根因，我们在历数封建礼教、性别文化、人性本质等方面的罪状时，更须记取的是: “真正的爱情是用整个生命去爱，是用整个灵魂去探索和追求。只有矢志不移、忠贞不渝、专一的爱情，才是真正的爱情。相爱双方的信任与理解应该经得起时间和现实的考验，而不是相互的猜疑。爱，贵在持久。”［17］

注释：

[1]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上），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64页。

[2]赵言领：《金庸小说的主题演变与儒学反思》，《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3]陈思广、马云骓：《措置·错置·零伦理——论金庸小说的师徒伦理叙事》，《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4]、[7]、[9]、[10]、[11]、[15]、[16]金庸：《连城诀》，广州：广州出版社2008年版，第271、5、26、208、357、90、52页。

[5]陈夫龙：《金庸小说中“义”的精神资源及价值形态》，《南方文坛》2010年第1期。

[6]高玉：《放宽文学视野评价金庸小说》，《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8]费迪南·费尔曼：《生命哲学》，李健鸣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97页。

[12]范伯群、孔庆东：《通俗文学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0页。

[13]邓陶钧：《金庸小说中的情爱诗学》，《莆田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14]傅国涌：《金庸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90页。

[17]张秀奇、褚旭芳：《金庸小说〈连城诀〉中的爱情悲剧管窥》，《晋中学院学报》2011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