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7日，由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与腾讯网联合发起的腾讯·商报“华文好书”颁奖典礼在北京成功举办，现场大腕云集，文学星光熠熠。贾平凹、阿来、格非、周国平、虹影、徐泽臣、庞贝等一干知名作家榜上有名，并出席领奖。获奖作家的妙语连珠引现场读者或大笑，或深思，气氛热烈活泼。

　　颁奖典礼后，我们对部分获奖作家如阿来、周国平等进行了独家专访。此外，我们撷取部分获奖作家如贾平凹、虹影的获奖辞，以及因故未到现场的获奖者陈丹青和张新颖的获奖感言，一并在本期呈现。

　　我们同时希冀腾讯·商报“华文好书”在记录时代变迁和阅读推广的进程中，成为有影响力、有公信力和有担当的阅读推广品牌，推动全民阅读，营造书香社会。

周国平：对批评我的人，我不理

■受访人：周国平（作家）

　　□采访人：代金凤（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特约记者）

     1月7日下午，周国平准时出现在2014腾讯·商报“华文好书”颁奖典礼现场，神色一贯的严谨而温和，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幸福的哲学》荣登“华文好书”生活类十大好书榜。

　　在发表颁奖感言时，周国平自称与各种奖项缘分浅薄，但《幸福的哲学》意义早已超脱于奖项之外。这本书缘起于他受邀讲座的系统整理，从录音到文字，改变的不止是呈现形态和载体，更是作者精神仓库的自我更新。聊起此次获奖，周国平难掩欣喜，因为自己一直以来的认真得到了众人的肯定，这粒思想的种子，以后会播得更远。

　　从会场到休息室的十几米路途，周国平屡屡被读者围住要求签名，虽然周国平坦言说自己从未想过用写作去解决别人的问题，首先是写给自己看的，但“周国平”三个字，显然已成为读者心中的人生指南。

　　□恭喜获奖！如果让您总结2014年的话，您会说什么？

　　■我个人的话，2014还是阅读和写作，我写的不多，读书还是很多的。和属于支出的写作相比，我越来越觉得读书是快乐的事，因为一直在收入。就中国而言，她还是一个冉冉上升的状态，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现在是年轻人最好的时代吗？

　　■起码比我们那个时代好，现在年轻人有自由。我们那个时候选择职业没自由，发表思想没自由，现在年轻人这些基本自由是有的。

　　□那您觉得中国社会的问题是什么？

　　■这几年我一直在强调，中国社会最缺这两样：法治和信仰。这也是由中国文化传统的原因所致，也成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最大的障碍。

　　□我希望您能谈谈教育，您在《幸福的哲学》中最后一部分就教育问题展开了漫谈。您能谈谈中国的亲子关系吗？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之所以有矛盾，最根本的原因是父母把自己没有实现的社会愿望，强加在孩子身上，这种情况很普遍。

　　□您不为父母代言？

　　■父母都是爱孩子的，但爱是要有品格的，并不是说你出于对孩子的爱，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父母对孩子的爱不能仅仅是物质上的关爱，最重要的还是精神上的关爱，家长要让孩子具备自己去创造幸福和承受苦难的能力，这对他一辈子是有意义的。

　　□您怎么定义幸福？

　　■你对你的生活基本是满意的，你就可以用幸福这个词。幸福的第一条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当然，还能养活自己；另外一条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让他们也感到快乐。做到这两条就够了。

　　□您如何面对读者质疑，比如有的说您的语录和哲思是心灵鸡汤，对此怎么回应？

　　■我不理他们。人和人都是不一样的。你的读者一定是和你有共鸣、和你素质心灵比较相近的，所以我不强求。我也不在乎你说这是心灵鸡汤，像《读者》杂志上那些心灵鸡汤，是可以大量复制的，因为它们所用的词汇和结构都是非常相似的，一个小故事生发一个小感悟，然后总结出一个小哲理。但你看我的书是这样的吗？一个人，自己不能骗自己。

　　□其实这也是您提到的，写作者的立场是要先解决自己的问题，一个作者只有先认同了自己，读者才可能会认同你？

　　■自己对自己要诚实。你写的每一篇作品，都要是可以放到你的精神仓库里去的。

　　□最后一个问题，您现在的选书标准是什么？

　　■我主要是读经典。我一个时期会列一个时期的读书计划，比如说这几年特别多地读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哲学、历史、文学类的作品。另外可能就是随便翻翻了，书觉得好，就会读下去。

　　□您最近在读什么？

　　■美国作者威廉·詹姆斯的《宗教经验的种种》，这本书放在我的床头好多年了。

阿来：站在人类的角度去想问题，才能找到真相

■受访人：阿来（作家）

□采访人：贾嘉（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特约记者）

      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报告文学《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是作家阿来十几次深入藏地、翻阅数百万字史料、积五年之力的力作，被称为“2014年最重要的非虚构作品”。《瞻对》获得“华文好书”奖，毫无悬念，也可以说是另一种“尘埃落定”。

　　在为《瞻对》颁奖时，主持人曾隐晦地提到它曾经历的一次“小波动”，但在接受采访时，阿来对“三问鲁迅文学奖”这一发言毫不讳言。这种批评的责任意识，在阿来的创作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而选择民族文化作为写作内容，亦是作家责任的担当。通过他的作品，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藏区内部的文化多样性，理解文明给普通人生活带来的冲击。站在人类的角度去想问题，你才能找到真相。这是阿来看世界的方式，也是他的创作立场。

　　以写作减少民族间的文化冲突

　　□恭喜《瞻对》获奖。评论家李敬泽对您有一个评价说，在《瞻对》面世之前，您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这本书问世之后，您成了一位“民族意义上的大作家”。对此您是怎么理解的？

　　■其实我是一直反对过于细分中国的“民族”这一说法的，正是这种过于细分，过于强调“我和你不一样”，造成了中国今天很多的民族问题。所以，不要老是讲我和你不一样。我想他讲的民族和我讲的民族，应该都是中华民族这个概念。

　　一个国家如何尽量减少民族间的文化冲突，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课题。虽然我们文化不一样，血统上也有差异，但怎样消除这种差别带来的隔阂和疏离，真正成为亲密无间的一家人，这个道路还很长。我所有的作品，其实都程度不同地谈了这个问题。而且虽然我写的是历史题材，但对于当下有着直接的针对性，看历史上这些问题怎么发生，怎么处理，今天是可以借鉴的。

　　□超越自己民族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有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故事，主角是一个华裔历史学家，有人问他，为什么你到了美国，能做出比在大陆的同时代人更高的成就？他回答说，到了国外，突然意识到人有不同的维度。在中国，我们一直强调集体,强调我们属于国和族；其实，还有一个维度是个人；同时又有一个比国更大的维度，那就是人类。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在看待一件事的时候，就有了三个不同的角度。尤其是很多时候，只有站在人类的角度，你才能把事情看清楚。

　　将纪实作品进行到底

　　□立场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民族之间如何尽量避免误读？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专栏的原因（2015年在腾讯《大家》开设专栏），文化的多样性，不仅存在于不同民族之间，一个民族的内部，也是有多样性的。我会写一些考察行记谈这种民族内的差异性，比如《武威记》、《平武记》、《山南记》、《丽江记》等等，大概会写一年，12篇。

　　□不是以小说的方式，而是写纪实作品？

　　■虽然我更擅长讲故事，但形式还是要由内容决定。在写《瞻对》的时候，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如果用小说，大家会觉得很多东西都是虚构的，不真实，另外，更高级的读者会从美学的观念来看小说，反而疏忽内容和观念。但其实，历史和现实都比想像复杂。

　　□您会以什么样的立场来写？

　　每个读者都会有自己的预设立场，而且大部分读者都会有一个国族概念的认同，如果你写的东西不符合他的预设，他就要骂人了。汉族的读者会说，你怎么可以这么写；藏族的读者也会说，你是藏族人，怎么可以站到汉族的立场去写东西；我说，我是站在人类的立场上说的，我的写作早就突破了所谓“少数民族写作”的思维方式和路数。但所有的这些反应，都是我预见得到的，我知道它必然会发生。

　　□在中国，像您这样能够站在民族文化互通角度的写作者，应该并不多？

　　■非常少。

　　□是否会感觉自己负担了一种重大的责任？

　　■我没有觉得责任有多大，一个人写作到一定程度，有些责任自然而然就担起来了。对现在很多年轻作者来说，写作就是一种艺术活动，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责任。但写作就是这样，当它一步一步把你引向深入的时候，最终你会意识到，有些责任是你想逃避都逃避不了的，那我们就承担下来了。

　　为什么中国的文学奖很难让作家爆红

　　□2014年，您对鲁迅文学奖授奖结果提出的一些问题，得到了网民几乎是一边倒的响应。

　　■因为提出那些问题并不是为我自己，文学奖的意义在于向读者推荐最好的东西，但它变形了。我的劳动被官僚主义的形式湮没，造成的不仅是对我一个人的伤害。这个奖我没有得，我说的时候已经公布了，就算说再多也不可能得，甚至将来也没有可能了，但真实情况一定要公诸于众。我不是一个特别激烈的人，也不是要发泄什么，我希望这件事能够唤起评论者、读者去关注。

　　□像国外的文学奖，每年都能推红一部书或一位作者，但为什么中国看起来很难？

　　■文学上必然存在不同的流派和观念，这是可以理解的，忠诚于自己的文学观，没有问题，但现在大多是各种关系和利益的调和。尤其是官方的文学奖，如果滥用职权就是腐败。

　　□关于当今社会很多的负面现象，有人认为这是信仰缺失的表现，您怎么看？

　　■我读过很多佛经，现在每天早上还是会像做功课一样地读，但我觉得它仅仅是一种哲学的方法论。现在我们缺少的并不是信仰，而是一些最基本的道德伦理、最基本的规范，而且我认为这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不能苛责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