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燕说，她把城市当成人来写。“这个人有自己的个性，你不能因为不稀罕它，就把它换成另外一个性格。我并不是要把上海打扮成另外的样子，我是想把它恢复成本身的样子。”在日前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陈丹燕作品研讨会”上，这位以写《上海的红颜遗事》《成为和平饭店》等“上海”系列作品广为人知，以致在某种意义上被视为上海代言人的作家如是说。

《收获》杂志副主编钟红明回想，自己第一眼看到《成为和平饭店》书稿的时候，觉得这本书想要写的不仅是一个建筑，更是要写一个人。“在阅读时，我就把和平饭店本身，当作一个人来理解。作品的每一个部分都是历史和当下结合，文字与图片交互成各种角度。它的血液、细节、颜色、不同时间透露的气息……这些迷人景象扑面而来，同时又会让看的人不时加入自己的思考。”

某种意义上正因为此，陈丹燕强调自己写上海，就要像写出人的复杂性一样，写出这座城市的多元性。她不愿对自己笔下的上海添油加醋，相反，她一直试图摒弃掉“上海”一词上附加的过多的意义。“上海是个多元的地方，你可以认为它是矛盾的，但必须认可它的多元性。而作家要做的是塑造一个真实的形象，而不是要编造一个形象，这就是我要做的工作。”

话虽如此，要让这个塑造出来的形象经得起考验，却得付出比编造大得多的代价。在《公家花园的迷宫》这部“外滩”非虚构小说里，为查证外滩花园是否曾经存在过写着“华人与狗不得进入”这句话的牌子，为查证这句话何以被广为流传，陈丹燕去过英、美的图书馆，查过正规的历史出版物，甚至找到了曾经出现在影视作品里的那块“华人与狗不得进入”牌子的制造者。从国内到国外，她就像侦探般追溯着历史的真相，最后确认“华人与狗不得进入”是段伪造的历史。

这般孜孜以求的钻研精神，连向以史料研究见长的作家陈子善都不禁感慨“看这部书，让我们研究文学的人也感到惭愧，因为很多材料，我们都没有在意。”当然，陈丹燕研究史料，并不是为了呈现史料本身，而是有其特别的追求，这其中也隐藏了她何以选择非虚构小说这一充满悖论的形式来写作的深层原因。

在陈丹燕看来，选择这种在中国文学语境里容易被误读误写的形式来写上海，是因为它是最符合上海这座城市的形式。“不是纪实文学，不是新闻特稿，不是文学的照相术，我只是在‘世上没有绝对真理’的世界观下，用自己的方式去接近真相。”如此，在写作“外滩三部曲”的10年里，陈丹燕交出了50多万文字，其中收录了300多幅照片。虽然小说里的人物居多是虚构的，其中反映的历史却是有案可查的。

评论家郜元宝如是评价陈丹燕的写作追求，他以《成为和平饭店》为例表示，和平饭店这一建筑实体还在，但那些与和平饭店结缘的人已是物是人非。用非虚构的方式追溯历史，用虚构的方式把灵魂从死气沉沉的地方唤回来。“这是两种力量，很难把它们糅合在一起，陈丹燕做到了。”

很显然，陈丹燕选择这样一种独特的形式，部分源于她对上海这座城市的认知。这种认知的复杂性与融合性，也恰恰在她的作品里很好地体现了出来。作为上海新移民，陈丹燕父亲是广西人，母亲是东北人，她3岁来到上海，此后一直在上海生活，然而在很长的时间里，她一直不认为自己是上海人。“我觉得我跟上海没什么关系，我只是住在这里。我也一直不太稀罕上海的物质主义，这种买卖的精神，即使是我这几年一直在写的外滩，从前都是洋行，现在又都成了奢侈品店，然后用炫耀的方式向大家展示上海，让我非常失望。你比如说，一个小姑娘，16岁的时候非常物质，这可以理解，但到40岁还很物质，这就很可恶。”

然而，在写“外滩三部曲”的过程中，陈丹燕却多了对上海的认同，并如她自己所说，在四十岁以后把自己当成了上海人，这是因为她对这座城市的性格有了更多的理解。“这是一座精明和油滑的商业城市，不管它经历任何东西，都不会改变它的这一本质。”正是在漫长的旅行生涯中，陈丹燕加深了对这一本质的认识。她去过很多国家、很多城市，见识过这些不同国家和城市的通商口岸，才逐渐认识到像上海这般通商口岸的基本面貌就是如此。“你可以不喜欢这个本质，但你得从心里接受它，如果你想写这个城市，但心里不接受它，这个工作就是没有意义的，我想我应该有这个度量，接受你认作故乡的这个城市有缺陷”。

但陈丹燕不能接受上海毁坏自己的历史文化风貌。作家孙颙回忆道，为写和平饭店，陈丹燕在那里住了很长时间，但她忽然和人家翻脸了。为什么呢？因为她发现和平饭店为了引进外资在大规模的改造，要把原有的文化风貌破坏掉，她当时很激动，一定要给领导写信，不准他们破坏和平饭店的那种历史文化。“你能感受到陈丹燕对生活、文化的那种激情和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