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一在当下史学界广为征引的话语，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历史写作理应具有的那份严肃与庄重。但很多时候，以严肃的态度写出来的历史著作，要么因过于艰深而缺少可读性，要么因一味讲求通俗，学术性不够而致不可信。如此看来，历史书写确乎难以在学术与通俗之间求得平衡。

然而，要是对我国历史书写的传统做一番回溯就会发现，流传至今且为史学界内外推崇的史学著作，恰恰是兼具了两者之长。日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细讲中国历史丛书》主编之一、历史学家李学勤举例表示，司马迁写《史记》，就在通俗上下了很大功夫。“比如他论述唐虞以来古史，自然离不开《尚书》，而他本人曾受学于《尚书》博士孔安国，亲得古文《尚书》之学的传授，然而他在引用《尚书》时，对于古奥费解的字词，都采用意义相同的字来代替。司马迁也尽力将史事的叙述情节化，使之活现于读者眼前，无愧于历史家的大手笔。”

事实上，正是出于这么一种写史的自觉，由李学勤和多项重大史学出版工程的主持者，历史学家郭志坤主编、12位历史学者合力撰写的这套丛书，在编撰之初就把真实可信与通俗易懂作为两大标准。但目前中国的现实是，绝大多数高校和研究机构未将通俗性作品列入考评体系，专业的历史学者也不愿或不屑于写“通俗化”的历史作品，即使他们愿意写，也常常写不好这样的作品。

李学勤直言，“通俗化”并不意味着降低历史学著作的学术水准。在他看来，即使是专供学术界专业阅读的论著，其实也应当写得简明流畅一些。“不少著名的前辈学者，例如胡适、郭沫若、冯友兰等先生，他们的著作不都是这样的么？”

    以此观之，写“通俗化”的历史作品，实际上是对作者设立了更高的要求。

在日前上海举行的丛书出版座谈会上，郭志坤也特别强调通俗，不是低俗，亦不是庸俗，它建立在科学和学术的基础上，把应该让读者知道的历史现象和历史观念，用最浅显明白的方式告诉读者。这是一个历史学者应有的担当和责任。而这套丛书之所以命名为“细讲中国”，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抵抗愈演愈烈的“戏说中国”之风。当下历史类图书、影视剧受追捧，然而“戏说”成瘾，已经有悖历史的本来面目。“中华民族素有历史情结，电视屏幕上比比皆是历史剧，然而一些电视剧不尊重史实，不少都是在‘戏说’甚至胡编乱造，令人不忍直视。”

有学者更是痛陈当下“戏说历史”之怪象。近日网络上热销一套外国学者编写的中国历史丛书，对中国历史断章取义、任意评判，谬误不少，尤其是其中抨击“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中有800多处错误”，又妄言中国夏商周本是“神话传说”而非真实存在的朝代，直接攻击中华历史的本源。正因为如此，更让李学勤觉得有必要真正发挥发挥历史学的效应，有责任、有义务把真实的历史告诉社会大众，“历史虽不能吃，也不能穿，似乎与国计民生渺不相关，实际却是社会大众的一种不可缺少的精神需求。特别在今天，当我们的国家、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之际，尤其有必要推动历史学面向大众。”

而策划一套既有学术含量、真实可信又面向大众、通俗好读的中国历史，正郭志坤多年来的梦想。丛书共12册，每册文字不足20万字，每册配有200多张图片，行文强调平易流畅。郭志坤坦言，丛书最大的难点，却不在于形式上的创新，而在于内容上的突破。以他的理解，通俗，只有通，然后能俗。从学术性的角度考虑，就要求丛书在“通”这一点上下足功夫。“市面上中国通史类丛书容易陷入几大局限，比如对夏商等早期历史语焉不详，忽略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走入‘唯帝王’和‘否帝王’两个极端，过于主观地评价帝王等历史人物在历史中发挥的作用；过于提倡中原文化中心论，未能展示中华文化多元性，等等。”

丛书则吸收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将夏、殷商、西周、春秋、战国单独分册，以五册、约百分之四十的篇幅介绍先秦历史；突破“唯帝王”和“否帝王”的局限，客观评价历史人物的作用；注重阐述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主流；突破中原文化中心论的局限，强调民族交流融合，全面展现中华文明的多元性；突破历朝历代官方（修史）文献的局限，注重正野史兼用。

而考验写作者的另一个难题在于如何选择史料。诚如《国史论衡》作者、历史学家邝士元所言，我国数千年历史岂能每事细论？故仅择其较重要者而论析之。12位作者在书中根据需要选择对某些人和事加以细讲，有介绍评说，有释惑，有纠正误解，有典故分析，还有神话诠释。郭志坤也表示，因为是12位作者的通力合作，文章风格上未必尽然统一。然而正如有学者表示，在缺乏通识教育的今天，历史学家的研究大多也只能局限于某一个历史时期，尚不能达到“通”的高度，以此观之，历史书写，尤其是通史写作，依然有其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