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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失的母亲》：文化身份的焦灼与追认(《贵州民族报》2015年1月9日版）

                            郑润良

2012年之后，一个少数民族散文家的名字在散文界日益播散。帕蒂古丽，维吾尔族，移居江南，凭借书写故乡新疆沙湾县大梁坡村的散文集《隐秘的故乡》、《混血的村庄》等作品，先后获得2012年第四届在场主义散文新锐奖、2012《民族文学》年度文学奖、《散文选刊》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2014“茅台杯·人民文学奖”等重要奖项。

每一个作家，都必须找寻到自己的精神锚地，找到自己独特的发声位置。对于帕蒂古丽而言，这个精神锚地就是她的故乡大梁坡。散文集《散失的母亲》与作者之前发表的《隐秘的故乡》构成了帕蒂古丽追寻自己精神渊薮和心灵锚地的上下篇。两本著作的书名《隐秘的故乡》和《散失的母亲》其实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即故乡母亲的隐秘与散失。对于帕蒂古丽而言，“往事就是我弃在野地上的尾巴，我会从现在的生活中停下来回望，等待丢失的尾巴找到我，接合在我的身体上。”接上了往事的“尾巴”，找到自己的精神渊薮和心灵锚地，帕蒂古丽才是完整的。《词语带我回到喀什噶尔》等文章充分地表达了这种归属感的获得。

这种回归首先是语言和情感方式的回归，因为“语言最能反映一个民族的情感方式”。维吾尔族人对一件事物的形容，总能按照人身上的各个部位，找到对应的大小、粗细和长短来对应。“比如树像脖子那么粗，瓜像脑袋那么圆，核桃像拳头那么大。好像他们描述的不是瓜果树木，而是人类的近亲。”包括对电子产品，也仍然沿用对人体组织或者器官的拟人化称谓。在日新月异的工业化、信息化文明面前，他们用农业时代的语言习惯和伦理眼光尽力挽留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密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纯朴情意。这种古老的伦理眼光也体现在喀什人对金钱的态度上，“在喀什噶尔高台民居的一条巷弄，去看主麻日晌礼的我，遇见了一位白胡子老者，他用拒绝、唾弃和踩踏的形式来接受乞讨得来的零钱。我看见施与舍之间，老人在对物欲的抵制与消解中保全了自尊。”老人踩踏金钱的动作意味深长。作者在对这一细节的捕捉中生动地传达了这一民族重义轻利的伦理态度。维吾尔族人形成这种伦理态度遵从的是安拉的圣训经典。应该承认，帕蒂古丽对宗教文化的书写发自内心的体认，因此格外动人，“孩子的父亲在离屋檐一寸的地方反复地向西跪拜，他的灵魂仰望更高处，……鞋子安静地等候在他们左右，那是他们尘世的船只，抛下生计的奔忙，暂时停靠在屋顶。” 这种宗教文化形成的是重义轻利和注重精神高洁的伦理态度，这种伦理态度与当下社会流行的拜金主义、消费主义无疑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是对功利化现实的有力反拨！

 至此，帕蒂古丽找到了自己的精神锚地，找到了使心灵得到现世安稳的地方，接通了自己的文化血脉，找到了散失的“母亲”，真正回归了“隐秘的故乡”。并且，这一次的回归绝不仅仅对帕蒂古丽本人而言非常重要，对不同族群的人们而言也有着深刻的意义。在今日微妙复杂的族群关系中，由于某些原教旨主义者对教义的扭曲、暴力演绎，使得许多人以有色眼镜看待新疆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及其宗教文化，这在客观上也使得大梁坡这样的边疆村落在大众的视野中更为“隐秘”乃至“可怖”。帕蒂古丽的书写则还原了这些村落中少数民族和谐、安宁的文化生活场景以及村人的“古道热肠”，还原了“隐秘的故乡”的本来面目；并且，大梁坡的多民族文化融合情景以及帕蒂古丽本人在不同文化环境间的成功适应对当下复杂族群关系也是一种有益的启示。在我看来，这或许是帕蒂古丽作品的最大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