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的布拉格，中国作家阎连科走过卡夫卡曾经走过的街道，领取了第14届卡夫卡文学奖。这是该奖项首次授予中国作家。

　　从得知获奖到领奖，阎连科一直保持沉默，有关这个奖项他只说了一句话，“一切都会很快过去。”从布拉格归来一个月的阎连科，走在北京初冬的街头，有关那次领奖的记忆就好像北京的秋天一样转瞬即逝。

　　到了这个年纪，阎连科说越来越不在乎世俗的喧嚣。20年前，梁晓声告诉刚刚调到北京的他：“作家要面对文学，背对文坛”，这句话他到今天仍没忘记。

　　“我现在变得越来越固执。”他说，“当沟通变得困难的时候，索性把那堵墙竖起来，用写作告别文坛。”

　　“布拉格文学”用幽默化解世界

　　问：这次去领奖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阎连科：二三十家媒体来采访，所有的媒体看书的认真都超出想象。让我最感动是一个时尚杂志的记者，他说读我的《四书》是他唯一一次用五天半的时间看完一本书，看完后他把这个故事讲给了他的女儿听。女儿听完发了半天呆，找来一块石头，说人活着不能那样死掉，应该像这块石头一样活着。他把这块石头当做他女儿写给我的信。

　　问：在卡夫卡奖的授奖词中，把您和卡夫卡、赫拉巴尔做了比较。您本身的写作有受过他们的影响么？

　　阎连科：世界上有一种文学，应命名为“布拉格文学”。组成布拉格文学的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哈谢克、卡夫卡，与下半叶的哈维尔、昆德拉、赫拉巴尔及伊凡·克理玛等。是他们让那个伟大的布拉格，闪烁着不朽的文学之光。卡夫卡和哈谢克是两个源头。我们如果认真阅读赫拉巴尔、克理玛和昆德拉的作品，会发现后三者与哈谢克的写作关系更为密切些。因为他们的写作，都以不同方式，表现、贯穿了哈谢克抓到的那个“布拉格精神”。比如用幽默化解世界的力量，如同帅克用他啤酒的肚子去迎对敌人的刺刀和坦克。

　　问：中国文学在捷克总体是个什么状况？

　　阎连科：我只知道我的出版社的情况，他们出版过沈从文和张爱玲的作品，一个卖了600来册，一个卖了700多册，赔钱是毫无疑问的，正是这个原因，他们才决定出一个活着的作家的作品，这样人可以出现参加活动，挽回前面的损失。去年我去了捷克一次，也就是为了把2000册卖掉才去的。

　　写作上最怕技术熟练，感情却迟钝

　　问：这次获奖你有听到一些议论吗？

　　阎连科：我在20年前调到北京，第一次见到梁晓声，他告诉我一句话：作家要面对文学背对文坛。他这两句话20多年我没有忘记过。如果今天去谈这两句话，我可能会说面对自己的文学，背对他人的文坛。最近几年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和同行的距离越来越远，我的写作处境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什么也别管了，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让人家愿意怎么骂就怎么去骂吧。

　　问：有种声音是说，你的写作有迎合西方品味的成分。

　　阎连科：文学不应该有东西方之分。卡夫卡、马尔克斯和福克纳都是西方的，为什么在中国大家都接受？我们天天嘴上说艺术文学无国界，却老指责中国作家在为西方品味写作，这恰恰是把文学政治化。我们中国人对马尔克斯的喜爱丝毫不亚于拉美，那么马尔克斯就是为了中国人而写作吗？

　　问：您的作品《炸裂志》被一些人认为有点“观念先行”，特别是对“地方志”这种形式提出疑问。

　　阎连科：《炸裂志》里面大量的细节——暂且说是“神实”吧，是我用力和用心之处，也是写小说的最大动力之一。这个小说对我的意义，恰恰是从内容到形式的“随心所欲”。地方志对我而言，就是一个包装的箱子。它到底像日本的糖盒那样精美，还是粗糙耐用，这并不那么重要，我更关注包装箱内的东西。有时候，批评家无法体会一个作家写到一个细节时那种在瞬间抓到小说内核的喜悦和兴奋。那个内核，使他理出了一团乱麻中的一条线。是这条线在统领全部的小说、人物和变化，欲望的生成和恶化……对此，作家和批评家的看法是有巨大不同的，这就是两者往往矛盾的根由吧。

　　问：听说您曾经有一段时间，每天写一万字。现在呢？

　　阎连科：二三十岁那些年，确实有过“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的好岁月。每天写八千一万字，虽然粗糙却充满了激情和精力。现在，水已东逝，不见长流。今天的习惯是，只要在家，每天上午都坐下写上两千字。但多写五百字就感到困难和精疲力竭了。在这样的写作中，技巧、技术是越来越熟练。情感、情绪却越来越枯竭。所以，今天的写作，要警惕的是过分的技术化和激情的迟钝化。

　　过自己静默的生活，与喧闹的文坛再无瓜葛

　　问：很多人说获奖对于写作而言就像是“死亡之吻”，这会对你的下一步创作产生影响吗？

　　阎连科：我现在深刻地感觉到，我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越来越难和读者沟通。我需要的是坚持，是放弃一切地往前走。从《四书》到《炸裂志》，我感觉到了我的写作和读者及批评界隔着一层，彼此都不予理解，也不愿理解。可我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又变得越来越固执。无法沟通时，我的固执会让我索性把那堵隔阂之墙彻底竖起来。之前也许还在那墙上留着一扇门，大家可以推门而入，可现在不再这样想了。现在，我新的长篇已经开始写作了，它可能走得更远，我不再顾忌什么，非常决绝。老实说，世俗的力量非常强大，几乎没有作家有能力摆脱这些世俗。最文学的地方恰恰是最世俗的地方。

　　问：您会有封笔的一天么？如果有，到时让您总结自己漫长的写作生涯，你会如何说？

　　阎连科：年龄、岁月、衰老、疾病、烦恼和写作的力不从心等，这些东西无可阻止的到来，使我更清楚地看到了人的生命的尾声。直言说，我看到了死亡的逼近。

　　一个常常不能忘记死亡的人，自然会不断想到写作的退役和搁笔。前不久，在手机上读到张洁的《就此道别》，真是百感交集。和张洁老师相比，我还不到那个年龄，不到那时候，但属于我的“就此道别”那一天，如史铁生说的那样，已经迈着均匀而有力的步子，日日地走来和逼近，而且带着无可阻挡的逼迫和尖锐。写作上，我最是以孙犁的晚年为榜样，设想退役的契机到来时，将不再与喧闹的文坛有任何瓜葛和纠结，过默默静静的生活和日常，生病吃药，浇水花草，朋友来了端茶和倒水。然后，文学和世界，就与我自己没有什么干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