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知名学者费孝通曾提出“乡土文学重建”的主题。近百年来，乡土文学的脉路也一直延续至今，以不同的风貌展示乡土社会的民风民情。随着当代中国社会语境的转变，文学的形态近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乡土文学形态的变化，值得每一位人文知识分子关注。而“80后”作家的加入，给乡土文学增了不少新的生机和活力。

　　众所周知，“80后”作家的出现，在文坛和社会上都是一件持久发酵的事情。到如今，“80后”作家似乎不那么刺眼了，他们基本到了而立之年，自身的群体也在发生变化，而且社会对他们也慢慢熟悉并接受了。翻开最近的文学期刊，会发现“80后”作家渐渐占据了一些重要版面。湖南的《创作与评论》近两年来每期刊发一名“80后”作家的小说，《广西文学》2014年5月推出“80后”作家专号，《芳草》近期推出“80后”作家周李立小辑，杭州的《西湖》杂志刊发了不少“80后”的作品。《小说选刊》去年选载了5位“80后”作家的5篇小说，今年上半年选载了11位“80后”作家的11篇小说。许多出版社或图书策划公司为“80后”小说家出版了小说集，比如，云南人民出版社还推出了“80后批评家文丛”。“80后”写作群体悄然形成，且风格各异，格调不俗，不少“80后”作家的作品让乡土文学的版图发生了新的变化。那么，是不是凸显出“80后”作家也开始反思和感伤呢？对此，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专门采访了相关学者和部分“80后”作家。

　　“80后”作家作品给人以陌生冲击力

　　众所周知，曾经的“80后”作家小说往往带着强烈的城市色彩。换言之，最初出现的“80后”作家基本上都是城市里出生的。难得的是，近些年来“80后”作家中出现了另一支队伍，这就是以马金莲为代表的“另一种‘80后’”，如甫跃辉、郑小驴、宋小词等。他们来自乡村，来自生活的底层，他们不是韩寒、郭敬明、张悦然式的“城市宠儿”，而是从乡村走进城市的进城人。他们一旦开始正视生活的苦难，小说就有了“苦难叙事”和“生活沧桑感”。由此，他们为广大读者呈现了“80后”写作的另一种“面貌”：清贫、沉静、洁净、淡定和“别样的接地气”，也标志着“80后”乡土写作开始“异军突起”。

　　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张莉在接受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国内部不少“80后”作家写了新一代人的“乡土经验”，但她同时也觉得这未免失于简单，细读那些作品，不难发现，不少“80后”作家对乡土的理解跟前面的作家是有传承关系的，只是少了启蒙的立场，也少了知识分子气息，更多的时候，这些作家也不是有意要固定在哪个题材领域，而只是因为生活使他们和他们的乡土长在一起，他们作品中的共有特征在于：乡土生活并不是显性表现在他们的作品中，而是以一种“隐性的立场”。因而，他们的作品给人以陌生的冲击力。

　　除了马金莲、甫跃辉、郑小驴、宋小词等之外，张莉认为值得推荐的还有远在海南的“80后”作家林森，他主要写农村小镇生活。更准确地说，他的写作是在农村小镇和城市生活中的游离，《小镇》（作家出版社2011年11月版）中他写祖屋和祈神驱邪仪式，很让人震动。还有一位邓安庆，他写城镇生活、农村的“留守儿童”等，他的《柔软的距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7月版）没有通常的戏剧冲突，也没有起伏跌宕的情节，用一种直面生活的方式书写乡土，也很令人震动。这两位作家是张莉觉得比较有后劲的“80后”一代。

　　把乡土和城市截然分开是不可能的

　　和当年“农村包围城市”不一样，也和中国文学由乡土向都市发展的主潮有所不同，相比较而言，“80后”写作，走了一条从城市向农村“逆流推进”的道路。

　　对此，凭《西洲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9月版）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3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提名奖的郑小驴向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指出，那种“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应该是没有了。“在我的笔下，故土不是简单的抒情，也不是简单的苦难控诉，而是作为那些从故土出发的‘农二代’们，他们怎样在城市完成‘身份的转变’，我关注他们的生存处境和焦虑，以及回到故土时，他们的心态变化。”

　　《红豆》杂志社编辑部主任、南宁市作家协会秘书长侯珏对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也指出，“80后”乡土派作家大多都是断了乡土之根的新知识分子。或怀旧，或受城市观念影响形成了固执的观念。假如他们不充分吸收传统文化和社会人类学的精髓，那么活力无存，难以超越鲁迅、沈从文那一代人对乡村的描述。比如壮族的翡翠舞、彝族的图腾与传说，有几人了解？不了解这些，只了解“农村征地”和“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这些都是我们这个时代乡土文化瓦解的表象，那么也写不到点子上。

　　张莉也指出，在当代中国，把乡土和城市截然分开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一种流动性。我们说的那几位作家，也不一定是抱定目标写乡土，而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经验使得他们有这样的自然选择。我读他们的作品，并没有觉得他们要把城市和农村经验分开，反而是渴望将乡村经验和城市书写并列表达。我觉得在这一代作家身上，他们那种强烈的个人身份标识在于内化于他们血液中的乡土经验，这使他们的写作在当下的文学语境里非常不一样。换句话说，是乡土经验和乡土视角使得他们的写作，不论是乡土写作还是城市写作都具有了与前代和同代人的差异性，这也是我看重这批作家的地方。他们是从地里长出来的，他们的生活经验是丰富的，与先期成名的那些‘80后’作家那种‘为赋新词强说愁’截然不同。”

　　“80后”作家乡土书写在后面

　　在侯珏的阅读印象中，当下“80后”作家乡土派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经过社会的磨砺而写作，为怀念乡村写田野挽歌似的文章（著作）；第二类是为了稻粱谋而写作，翻出乡村题材来作卖点；第三类是从农村接受基础教育及至上大学接受文学史教育和文学创作引导，进行的概念化写作，或为表现先锋而变形，或为接轨西方文学潮流而变异。

　　“80后”作家乡土派异军突起，有人说，那是“80后”作家也开始反思和感伤了。不过，郑小驴不怎么赞同这样的观点：“反思和感伤是不是太早了点？似乎还没到归纳总结的时候，‘80后’作家很多进入而立之年，被各种生存压力裹挟着，在社会的各个夹缝和阶层中奋斗和打拼，很多人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我觉得活在当下，没空感伤，谈反思也还没到时候。”

　　与郑小驴的看法相反，“80后”作家、鲁迅文学院第20届高研班学员、武汉市第9届签约作家宋小词则认为，度过了懵懂与迷茫的岁月，对所处的时代和自己的存在肯定会有反思，生存的压力和人与生俱来的悲剧感，“80后”作家的反思和感伤是一定存在的，而且不久的将来似乎会有一种爆发期的迹象。

　　张莉进一步分析指出，“异军突起”这个说法当然是对的，为什么会觉得“异军突起”？可能是感觉的原因。大概我们一般读者都想当然以为“80后”全都生活在城市，全部都写都市经验——这是我们对“80后”作家的理解固化了。如果我们把“80后”作家群体理解成一个驳杂的存在，会觉得这些作家和前此以往的作家一样，既有写城市的，也有写农村的。为何乡土经验的“80后”作品少，或者出来得晚？这是一个问题。“我的答案是，因为来自乡村的这些作家获得的表达机会晚，因而，乡土书写必然会在后面。但往往后来者更有实力——‘80后’这批作家开始被人认识的时候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