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莱坞”电影的启示

作者：赵凤兰   原载：《中国文化报》2014年8月28日第4版

       
    “宝莱坞”和“好莱坞”仅一字之差，却以鲜明的本土特色“通吃”中国和欧美观众，游刃于世界电影江湖。在2014中印友好交流年的金秋8月，《灵魂奔跑者》、《幸运的红种子》、《阿卡巴大帝》、《地球上的星星》、《人生不再重来》等8部彰显印度地域文化的“宝莱坞”电影，分别以歌舞、动作、剧情和罗曼史几种不同类型片的形式登陆国内文艺院线，虽然只是小范围放映，但观者仍可以透过银幕领略印度电影这种“装在盒子里的大使”在外交上的文化软实力。

    尽管我国历来在电影的引进上偏重欧美口味，每年也只有寥寥数部印度电影能进驻国内院线，但这并没有影响部分中国观众对印度电影的偏好。只要稍加留意，便可发现，我们的网络上活跃着一大批偏重“咖喱”口味的“骨灰级”印度电影粉丝，他们对“宝莱坞”电影的喜爱程度一点不亚于“好莱坞”，有些人甚至自诩中了印度电影的毒。对这些影迷而言，在看惯了美国大片的速度与激情和韩国电影虐心混乱的爱情后，印度电影以其异域文化的丰富呈现、极具想象的视听语言和百转千回的情节剧情牢牢占据了他们的心灵域场。

    说印度电影是环球银幕上一朵华美而浪漫的奇葩并不为过，不论外界电影市场如何风起云涌，印度电影始终保存着自身完好的宗教习俗和文化禁忌，他们在电影的征途中固本求新，坚守着永恒的时代母题，这就是对传统文化、信仰、生活方式的保育，对人生信念、生命价值、思想灵魂的真挚追求和终极追问。印度电影很少出现一盘散沙、一头雾水、脉络纷乱的现象，总是紧紧围绕着一个明确的核心主题，有着清晰的情感追求和心灵表达，无论是控诉种姓制度的《宝莱坞生死恋》、反种族歧视的《我的名字叫可汗》；反思教育体制的《地球上的星星》、《三傻大闹宝莱坞》；反抗殖民统治的《印度往事》、《芭萨提的颜色》；还是为爱复仇的《未知死亡》、包容不同信仰的《阿卡巴大帝》等，都在混合了印度式信仰、家庭伦理观、民风礼仪基础之上，实现其对自由、公正、异族社会的生存、女性命运等全世界共通话题的敏感表达。

    印度电影的另一个强大的磁场在于它浓烈的电影感、超凡的想象力和精湛的叙事能力，它在给观众营造现实而又超现实的视觉奇观和感官娱乐的同时，又将痛苦、信念、梦想、灵魂、救赎等一切跟生命相关的核心价值传导给观众。印度电影的片长大多在3小时左右，可观众看起来一点儿不觉得庸常乏味，整个故事纯洁、真切、厚重且荡气回肠直逼心灵，给人感觉完整而不累赘，曲折而不混乱，起伏而不颠簸，激情而不浮华，处处展现出印度电影人的激情和梦想、“认真”和“尝试创新”的精神。而它最高明之处在于——它的影片在把人类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同时，又能从中提炼升华出人性的光辉和民族精神价值，这种对影片格局的驾驭力和思想旨趣的提升力使印度电影迅速与好莱坞比肩，继而获得全球观众的侧目。此外，印度电影很善于运用闪回、切换场景、蒙太奇特效、转换叙事结构等手段巧妙煽情，营造极富电影感的强大视觉奇观。不啻如此，印度人还极尽聪明地选择利用载歌载舞来表达他们在电影中不能言说的艳情，暧昧游离的秋波、欲说还休的语言、若隐若现的肢体等歌舞元素，如同印度电影料理中的“马萨拉”，成为“宝莱坞”电影大餐中必不可少的点缀。

    尽管“宝莱坞”电影以“印度+民族+本土”的文化战略扩张“帝国”版图，赢得不少国际赞誉，但也有部分观众为之诟病，认为印度电影只为本国人的审美和喜好而生，拍摄一些天方夜谭完全不反映生活的“陈腔滥调”，因此很难受到国际影展的青睐。这只是一部分传统印度电影留给观众的印象。如今的印度电影一方面闭关锁国为本国电影文化筑起牢不可破的文化壁垒；一方面却在偷师、吸纳全球主流商业电影的成功模式，使得近年来的印度电影越来越与时俱进、直面现实，无论是种族问题、宗教问题，抑或政局，印度电影都开始慢慢融入，在类型的变种、风格的多样性上与国际主流类型片打成一片，席卷了不少国际票房。比如《印度往事》获得2002年奥斯卡提名，《芭萨提的颜色》获2006年全球印度电影奖的8项大奖，2009年《三傻大闹宝莱坞》的海外票房占总票房的一半，2010年的《风筝》冲入北美周末票房前十，由英国导演拍摄的印度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获得第81届奥斯卡金像奖。

    印度之所以能“通吃”中国和欧洲观众，成为仅次于好莱坞的全球第二大电影王国，原因在于它并没有因为要坚持特色而拒绝外来的优秀元素，也没有一味“崇洋”而丢掉本土的优质资源，而是坚持本民族特有的歌舞文化和吸收外来精英文化双管齐下，并始终与瞬息万变的印度社会保持良性互动。虽然我国电影人也在努力探索具有独特文化属性的中国式大片，但能够被国际认可的作品仍在少数，我们的儒家伦理、武侠精神、农耕文明、宗法文化等民族元素亟待挖掘。如何塑造出中国电影里的专属文化标识，生产一系列展现本国文化风情、国际化与本土化并重的优质影片，营造一种能与中国现实社会形成对话与互动的电影生态，恐怕是那些不满足于拼命赚自家人的钱，渴望在提升文化价值和国际竞争力上赢得尊重的电影人需要迫切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