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周明: 文学奖的价值交给未来读者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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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奖的价值交给未来读者评判
作者:《文学报》记者郑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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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阿苏里(左)罗伯特·奥伦·巴特勒(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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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本年度普利策小说奖颁发给唐娜·塔特的《金翅雀》时,业界一片叫好,为的是发现了一部重要的作品,他们并不遗憾于唐娜·塔特50岁时才获此殊荣,重要的是在一个恰当的时机颁给了适合的作品。
许多时候,因为外在原因一些作家的作品错失了获奖时机,这很有可能导致作家的后续作品同样无法攀登上文学奖的高峰,倘若只是“安慰”性质来给予,又妨碍了奖项的公正性。毕竟,让作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应是所有文学奖的共同目标。在欧美文学中有着重要地位的法国龚古尔文学奖便有许多“遗珠之憾”,阿苏里说:“我们曾经犯过错误,比如只看作家名声,上世纪50年代杜拉斯没有获奖,到了80年代,她有名了,拿到了龚古尔奖,但获奖作品显然没有她以前的作品质量高。”巴特勒则表示,在美国还有一种情况是当评委们僵持不下各有倾向时,最后选择了另一部中庸的作品获奖,“这种妥协也是偏见”。
阿苏里认为,评委对文学奖的责任感是非常重要的,并不在于你是该文学奖的评委,需要投出慎重的一票,而是在漫长的文学奖名望里,你只是过客之一,你没有破坏它声望和基业的权力,“一丁点都没有”。阿苏里提到,法国读者习惯于根据龚古尔文学奖来挑选书籍作为礼物赠人,对身处公共社会的评委们而言,这是众多隐形责任之一。
在提到两个奖项的评奖机制时,巴特勒介绍说,普利策小说奖是先选出三本候选作品,再交由18位新闻工作者组成的委员会选出最终获奖者,在这个过程中,他欣赏的是评委们作为第三方的立场和背景,“如果当某个奖项下面并没有与之相称的作品出现时,他们宁愿该奖项空缺”。阿苏里在介绍龚古尔文学奖时,也提到了该奖评委由10人委员会组成,要求每个人都是作家,而非学院派。每次颁奖前当然也存在着来自作家、出版商以及颁奖机构的利益期待,毕竟,获得这样一个大奖对各方有着重要的意义,“商业意义便是其中之一”。
文学奖的公正是为它的价值服务,当结果并不能体现其价值的时候,那么这个评选乃至于奖项本身,都会逐渐流失意义。网络时代众声喧哗,优秀作家作品被读者和世界认识的机会更少,“文学奖理应自觉成为坐标,永久地为未来的读者提供评判价值。读者至今对20世纪初的获奖作品有兴趣。我相信,未来一百多年也会有兴趣”。巴特勒的观点也是所有文学奖面临的重要反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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