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日晚，在深圳信息技术学院的大礼堂，由龙岗区宣传部主办的“作家有曰”活动请来了著名作家王跃文，请他与广大读者畅谈他的文学作品，现场场面热络。王跃文说，“《大清相国》中的陈廷敬用两个字概括，就是‘干净’。不管时代和社会如何演进和流变，做人、做官、做事的基本道理是不会变的。”

                《大清相国》共卖出60余万册

      近一年来，王跃文以清代名臣陈廷敬为主角的著作《大清相国》在实体书店、网购平台热卖，出版社加印数次，目前最新的数据是共销售60余万册。

《大清相国》在受到越来越多人追捧的时候，王跃文却表现得很平淡，他称，“都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只是让更多的人去读书，这是件好事。”他觉得这部小说首先是故事好看，读起来酣畅淋漓；其次是陈廷敬这个人物塑造得有可敬可信之处；其三是陈廷敬的政治智慧对今天的人有某些借鉴意义。

      陈廷敬何许人也？在众多历史小说及影视剧中，陈廷敬也几乎是一个被遗忘的人物，王跃文为何将其作为作品的主角？这源于一次偶然的机缘。有一年，他去山西阳城陈廷敬的故居皇城相府参观游览，听了当地人对陈廷敬这位先贤的介绍，顿生敬仰之心。随后，查阅了陈廷敬相关的历史资料，读了大量同时期的清代正史和野史、笔记，积累了写作素材。越读史料，写作的冲动越强烈。

历史小说有现实意义

      “为什么我会对这位古人感兴趣？这恰恰是我想要探究的问题。”王跃文认为，历史风尘会遮蔽很多人和事，三百多年前的康熙王朝，陈廷敬其实是位很重要的人物。他晚年的时候，康熙皇帝称赞他：“卿为耆旧，可称完人。”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陈廷敬却为政五十多年，历任工、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乞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

     “老死相位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陈廷敬不是多么工于心计，或是如何狡猾，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懦，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王跃文这样评价陈廷敬。

      《大清相国》中描写的是一位王跃文敬重的古人，但也表达了作者对当代现实生活的思考。王跃文在陈廷敬身上寄予了自己的理想主义色彩。而陈廷敬这位“官场完人”也引起了公务员关于如何清廉自守而有所作为的思考。这个话题，击中了当下公务人员们的痛点，凸显出以古鉴今的现实意义。“陈廷敬用两个字概括，就是‘干净’。不管时代和社会如何演进和流变，做人、做官、做事的基本道理是不会变的。”王跃文说。

      王跃文说，《大清相国》中陈廷敬的形象，已经影响到不少公职人员。有些公务员关心的问题是陈廷敬在那么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为什么能够做到清廉自守而又有所作为？我知道这个问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现实很强大，个人在现实面前往往会觉得软弱和渺小，这是事实。但是，这并不是就可以同流合污的理由。历史上，现实中，不伍流俗的人还是有的。陈廷敬之所以能够出污泥而不染，同他自己的道德修为是密切相关的。制度和法律建设固然非常重要，但如果人放弃道德修养那么时时表现出的就是同制度和法制的对抗。不能因为强调制度和法律的根本性作用，就把官员的道德修养放弃了。

官场小说观照的是人性

      王跃文说自己一向反对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历史。古人尚知无古不成今，何况我们现代人呢？中国的文化传统如此悠久，当然是精华多于糟粕。现代人只有守住一些基本的原则和标准，才谈得上有新的价值建树。

      当被问到被称为“官场小说第一人”、是否认同这个定位时，王跃文说并不赞同。因为官场小说不是个严谨的学术概念。如果简单拿题材标签作家和作品，那么他还写过《龙票》，就是历史商战小说家；写过《大清相国》，就是历史小说家；写过《亡魂鸟》，就是知青小说家；写过很多乡村小说，就是乡土作家；还写过很多杂文，又是杂文家。

      王跃文认为，自己的主要作品以官场为题材，只是因为恰好在某种程度上熟悉这种生活。作家想在官场中观照的是人性，是官场中人性的异化与挣扎，而不是简单地揭露所谓黑幕。他并没有刻意将朱怀镜（《国画》中人物）写成一个清官或贪官、好官或庸官。朱怀镜想做些好事，在可能的情况下也能做些好事，他对朋友、对亲情、对爱情大体是真诚的，但他所做的一切却是以不损害自己的利益为前提。朱怀镜身上表现出了太真实、太深刻的人性。这种人性也许不那么高尚光亮，却出自人类求生自卫的潜意识本能。

新书要远离“官场”

      “我很喜欢日常化的写作，拒绝宏阔的场面、离奇曲折的情节、故作新意的叙述方式，习惯把故事讲得顺畅好读、耐人寻味。”正是抱着这样一种写作心态，王跃文自1988年8月8日开始文学创作，一直走的是“群众路线”。他称自己是个很不自信的作家，时刻反省着自己的平庸。“我很羡慕别的作家提笔就是家国天下，动辄就是宏阔长卷。我写不了上下五千年，纵横三万里，只好写日常生活。”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其实日常叙事也是最不好把握的有难度的写作。人到中年，王跃文说他有过难挨的中年心理危机，那是一种内在的走投无路感，一种荒寒和虚无感，有段时间简直无法排解。他周围的朋友们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我想把它写出来。”新书《爱历元年》的创作初衷就是想写知识分子的中年危机。

     王跃文感慨说，过去二三十年，中国人走得太快了。很多事情都没有想清楚，仓促间就上路了。不管是弯路、歧途、迷宫，我们都大踏步地走了过去。现在，到了应该慢下来、停下来，好好想想的时候了。

      这部新书通过对一对知识分子夫妻的情感婚姻生活轨迹的描摹，对中国人过去二三十年间的精神走向、灵魂沉浮、情感形态等进行回望，同时采用草灰蛇线的手法对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社会世相的种种变迁也作了勾勒。当写作过程中，小说的走向却偏离了王跃文开笔前最想表达的悲观主题，反而越来越温暖、宽容和悲悯，人性自然而然地向善与爱升华。到最后，每一个人物都在反省和忏悔中学会了去爱别人，自己因此也得到救赎，得到爱。

人物档案

      王跃文：湖南省溆浦县人，当代著名作家。

      上世纪60年代初出生在南方乡村，少年时干过农活，后长期做公务员，并有短暂教师经历，现服务于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文联副主席，湖南省作协副主席，《文学界》杂志社社长。

      出版长篇小说《国画》《梅次故事》《亡魂鸟》《大清相国》《朝夕之间》《苍黄》，中短篇小说集《漫水》《无雪之冬》，随笔杂文集《幽默的代价》。

      其作品既有对现实的密切关注和追问，又有对传统乡村的回望和悼伤，也有对人生、社会及历史的深刻思考。

      曾获湖南省青年文学奖、湖南省首届文学艺术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