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和郭敬明是两个分裂的镜像。韩寒被固执地想象成批判者，反射的是公众对当下社会的无奈感；郭敬明被大批女孩追捧也只是整个社会对于权势和财富依傍的投影。

单打独斗的韩寒把自己纳入电影工业，开始就输了

　　“代笔门”事件之后，韩寒再也不是原来的那个韩寒，但小四一直还是那个小四。“代笔门”之前，韩寒战无不胜，但方舟子的一次指控，虽然没有直接证据，却用逻辑链的方式让韩寒第一次遭遇信任危机。从那开始，韩寒开始乱了阵脚。

　　他开始拍电影就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但他也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一直以来，韩寒都是单打独斗的形象，独自与一架庞大的机器作战。他的痞子英雄基调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但是，他却选择了把自己纳入电影工业。这是一个需要多人团队配合，需要与资本对接、谈判，混杂着坚持与妥协的艺术，或者更直接地讲，它更多的是一种妥协和遗憾的艺术。电影不同于写作，它需要耗费太多精力与物力，无论导演或者编剧，只是整个环节上的一颗螺丝钉。当韩寒变成一颗螺丝钉，他的意义就被消解了。

　　按照韩寒的审美，他不可能完全偏向于大多数普通底层观众的一边，只寻找俊男美女插科打诨，他要让自己的电影具备某种意义感。从这一点来讲，他就已经输了。对于中国电影的看法历来分裂。评论和票房各执一词，水火两边。这主要是因为精英在评论，屌丝在消费。但票房是由真金白银发声的，韩寒不可能收获太多人民币的投票。郭敬明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做到这一点。在这个夏天，韩寒亲手把自己送进了小四挖出的一个大坑——虽然后者都无意让他跳进来。

　　他们各自的精神谱系和三观,早就被基因框定

　　韩寒与小四其实就是这个时代和这个国家的一币两面。韩寒出生在上海，虽然是郊区，但他也是大城土著，即使他一直乐于强调自己出生的小镇、成名后仍乐于和童年玩伴踢球；而郭敬明生长在自贡，他就是个标准的小城青年。当韩寒把上海的高楼大厦当作理所当然的背景，都不屑于去谈论的时候，小四还在拼尽全力向上海进发。这是他们各自的出身，谁都不可逾越。

　　从此之后，他们各自的精神谱系和三观就都被框定在这个基因之下了。

　　对于韩寒来说，上海的一切天经地义，但对于小四来讲，进入上海无异于一次“文化休克”。郭敬明初入上海时遭遇的语言障碍和与同学之间的疏离，他本能地将其放大成一种文化和经济歧视。这直接造成了他的凤凰男气质，必须要成功，用最绚丽的成功符号证明自己的存在感。这是一种悲壮的逆袭。但此时的韩寒还沉溺于对学校体制的不屑和玩玩闹闹之中，对于未来，他没有“一定要争气”的小城气质，风轻云淡。他过于顺利，顺利到都缺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反对派来为自己纠偏。

　　物欲的鼓动和肉身的享乐，某种程度上可能推迟精神的启蒙

　　如果不是后来的博客时代，两个人的喧闹程度也不会是后来的样子。两人公共言论的话语方式以及各自公共形象的建构，让他们产生了奇观式的差异性。其实，客观地讲，韩寒和小四都是标准的享乐主义者或者说世俗主义者。这个时代出生的人大都如此，这并非他们的对与错，而是无从选择。

　　进入90年代之后，一切事物的逻辑合法性是建立在对消费主义的倡导之上的。对于物欲的鼓动和肉身的享乐，某种程度上会推迟精神上的启蒙。

　　但韩寒和小四却用不同的方式包装了各自的享乐主义风格。韩寒一直把自己打扮成我行我素的侠客形象，小四一直以阴性形象出现——毫无攻击性，用感性的文字表达青少年特有的忧伤。他们的公共形象构建得如此分明，他们都应该感谢对方，各自无意中成就了中国文化领域的蓝海战略，而不是针对同样的受众相互厮杀。

　　韩寒和郭敬明的路径选择其实就相当于两个吃货各自爱着辣椒和甜品，辣椒被公众赋予了批判的色彩，而甜品被命名为顺从的标签，他们二人从此被框定在了两种象征之中。

　　对于韩寒来说，他由充满批判性的杂文获得的声誉，那段时间内，他或许真的享受某种旗手的感觉。但郭敬明，一直以絮语和独白的文体描述着青春期的忧伤和快乐，对于现实他主动躲避，就像绝大多数闷声发大财的中国人。

　　喧嚣的胜利者赚到的只有名声，沉默的失败者却闷声发了大财

　　韩寒的发迹，是从对文学界内部开刀，然后逐步走向更广阔的公共批评领域的。就在韩寒对于文学传统的把持者以及更广阔的领域进行公开叫骂的时候，终于有钱的小四却开始以顺从的姿势表达着自己对于前辈的敬重。无论与黄永玉的撒娇式采访还是加入作协，郭敬明都显露了一个典型的“中国晚辈”形象，他尊老爱幼，努力赚钱，拼命享乐，绝不过问任何公共事务。

　　韩寒成为了知识分子幻想中的希望，而小四，则成为小城青年的楷模。在一个时段之内，韩寒是喧嚣的胜利者，虽然他并没有赚到太多真金白银，但他赢得了无法变现的名声；而小四是个沉默的失败者，即使他闷声发大财，但他成为了委屈的孩子。

　　韩寒被固执地想象成批判者，反射的只是公众对中国社会当下的无奈感；而郭敬明作品被大批女孩追捧，也只是整个社会对于权势和财富依傍的投影。韩寒和小四无非代言了整个中国两个分裂的心理镜像。但与此同时，他们却要独自承受各种夸张的赞誉与毁谤。

　　当曾经表现出某种勇敢可能的韩寒，也开始否定自己……

　　不久之后，有些微妙的变化开始了。实体世界中，创业者开始显露战绩；网络世界中，对于批评者的纵容即将告一段落。一直在单打独斗中持续获胜的韩寒仍在自己的轨道上前进，而郭敬明已经开始组建了团队，向企业家的身份进军。后来，韩寒也组建了公司，偶尔谈论着资本、盈利和年会的话题，变得像个羞涩的老板。他似乎永远也无法像郭敬明那样正大光明、带着志在必得的语气去谈论金钱与公司。

　　那年春节前后，韩寒突然遭遇了方舟子的质询。然后他开始一边抵抗一边乱着阵脚。但此时的郭敬明一边稳定推进着生意，一边对曾经无数次嘲讽他的韩寒默不作声。在习惯于吹捧奉承和落井下石的中国，这一次，郭敬明由沉默而流露出的教养让某些人大为震惊。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郭敬明其实一直如此。他从未公开指责或者嘲讽过任何一个人，最高调的反抗也不过是针对韩寒说他与郭敬明“男女有别”之后，做出了一点点不屑。没有人知道，韩寒是否会默默地想过这个细节。

　　在方韩大战结束之后，韩寒向内转向得异常明显，虽然他自己并不承认这一点。但他极少再凑热闹，火力全开的日子一去不返。

　　在那之后，一大批粉丝对于韩寒的热情开始退潮。但郭敬明开始了电影的征程。从写作者到出版商再进阶至公司管理者以及如今的导演，郭敬明的线索清晰而稳定，从单线程的自我成就过渡到了结合各类社会资源和多重资本的时刻。他过于瘦小，过于时髦，谈论的话题过于自我，所以成年社会很少愿意把企业家这样厚重的名头放在他的头顶，但他真的是一位成功企业家。

　　对于郭敬明来说，电影是他的又一顶王冠。他适合这个场域，俊男美女、珠宝华服、商战与爱情、死亡与背叛，郭敬明可以编撰出这样具有视觉美感、嫁接于都市又微微脱离于现实的作品，那是甜品和毒品的混合物，令人迷醉。

　　此时的韩寒却还在方韩大战之后还魂，重新寻找证明自己的方式。很显然，曾经的杂文已经不再能引人注目，舆论传媒的沉默都在证明他曾经赖以生存的土壤发生了变化。韩寒选择了电影。

　　他不适合如此复杂的人际线索，需要与太多不同的领域发生关系，照顾不同人的情绪，不再能随意发表观点。那个声色犬马的圈子，韩寒既不能表现出全面拥抱的姿势又不能真的表演得像坐怀不乱。最终无法留下多少棱角，而那些必须被舍弃的却正是韩寒所需要的。但郭敬明的电影作品安全、圆滑。虽然，主流的道德观，声称对过度消费主义持批判态度，但显然那只是一种惯性表演式表态。郭敬明是被欢迎的。

　　韩寒用自己的弱项撞上了郭敬明的强项。但韩寒已无回头路，也不可能有别的选择。要不，他能做什么呢?赛车那样的小众运动吗？

　　必须承认，韩寒鼎盛时期有着自身的价值，它对于社会的批判和锋芒，表现出了某种勇敢的可能。但如今，他似乎却也开始否定早期的自己。这种动摇是根本性的，致命的，更显露了某种悲哀的气味。对于韩寒来说，他的未来只有两种选择。第一，以批判者的姿态继续前行。第二，走向平庸。这是个尴尬的悬崖，两边都是不甘。

　　                                                       （节选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