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白居易响亮地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并致力于实践，创作出《秦中吟》等大量的新乐府，以“裨补时阙”，继承并发扬了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对现实主义诗歌理论作出了一大贡献。

　　斯人已逝，古训犹存。“文章合为时而著”，显然是历代文人墨客富于使命感的一种集中概括，而对于当下作家而言，它则意味着对时代风云的一种关注，对现代社会生活的一种关切，对改造社会、推动社会进步、促进文明发展的一种责任与使命。即不仅要有“为时而著”之心，而且还要有真心撰写出关注时事民生之文（比如现实题材小说或其他）。其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读者广泛地抱怨当下作家，说他们钻在一己的“小悲小怨”里，漠视社会现实，笔下的小说离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似乎愈走愈远。难得的是，从2012年到2014年，不少老中青作家集体回归关注“现实题材”，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和追捧。

　　                                                          “中国作家最弱的是批判现实”

　　匈牙利著名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有句名言：“如果你拍得不够好，只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相映成趣的是，最近几年，不少作家最大限度地一次次靠近“现实”，创作出了颇多耐人寻味的作品：王跃文的《爱历元年》（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7月版）、刘心武的《飘窗》（漓江出版社2014年6月版）、苗长水的《梦焰》（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年1月版）、徐兆寿的《荒原问道》（作家出版社2014年4月版）、余华的《第七天》（新星出版社2013年6月版）、毕飞宇的《平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4月版）……这些作品在对现实把脉的同时，也赢得了读者和市场的“双重认可”。甚至，类似《飘窗》、《第七天》等屡屡登上各实体书店或网络书店的排行榜前10位。

　　王跃文因《国画》（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5月版）、《梅次故事》（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4月版）等畅销作品走红，被外界公认为官场小说作家。不过，他的《爱历元年》不再是聚焦官场，而是将视角对准了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家庭生活：一位畅销书作家孙离陷入情感危机，妻子冷漠麻木，儿子疏离淡漠，直到小侄儿的到来为这个家庭带来爱与宽容，使两颗备感伤痛和孤独的心得到救赎……王跃文说，自己希望通过《爱历元年》描摹一对知识分子夫妻的婚姻生活轨迹，对中国人过去二三十年间的精神走向、情感形态等进行现实回望。

　　提到《第七天》这部浓厚的现实题材作品，为何引发业内外人士一直争论不断？有网友称，“《第七天》里的事件太熟悉了。墓地分等级、医院死婴、毒大米等。不过余华把这些悬而未决的新闻事件，通过文学想象重新还原了。”确实，在阅读《第七天》时，对其中的故事细节总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如开篇即读到的“死后之人”在殡仪馆中展开的讨论，特别有现实感，小说对骨灰盒分等级和墓地的不同价位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当然，余华的写作也被很多人称为有勇气。对此，知名青年文学评论家夏烈指出：“余华在冒险，理论上讲他明白这个时代文学的出路和困难，所以要找大众作为读者，而非小众；中国作家最弱的是批判现实，但怎么写还是一个问题。”

　　在不少读者和评论家看来，刘心武一直是现实主义作家，他以《班主任》（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6月版）登上文坛，即标志着他的写作直面人生。其长篇写作，深受好评，《钟鼓楼》（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11月版）获茅盾文学奖。进入1990年代，又以《风过耳》（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6月版）、《四牌楼》（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6月版）等独步文坛，此后他主要转入《红楼梦》研究，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他较少创作写实长篇，为何如今又重拾旧笔？对此，刘心武娓娓道来：“其实我的生命中一直在种四棵树：小说，散文，建筑评论和《红楼梦》研究。小说已经出版过很多种，其实研究《红楼梦》等经典也是兴趣，也是为了从古典文艺中汲取养料。我现在没有创作的硬性任务，写小说讲故事是我从生活中所得，是由内而外的自发的热情。”

　　在《飘窗》中，刘心武描写了包括薛去疾在内的近30个人物，虽然只有十几万字，但以纷繁的线索和巧妙的勾联，展现出当代各层人等的生存困境和人性的复杂多面。谈到被指是自己为原型的薛去疾，刘心武显出很高的兴趣：“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我承认他身上多多少少有我的影子。人们常常把生存分为庙堂和江湖，以为远离庙堂就能享自在江湖，其实哪有这么简单？”这种生存焦虑，在《飘窗》的文本中，随处可见。但是作者只将自己对土地的爱、大悲悯情怀隐于其中，并不轻率地为人们做任何意义的指向。

　　此外，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策划的上海女作家于东田遗作“小说三部曲”2014年4月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这套书包括《重伤不痛》、《山外有山》和完整版《大路千条》，其中反映作者成长背景的珍贵文稿“父女对话录”收录于《大路千条》中。这三本现实主义题材的“悲剧小说”，选取了小人物作为主角，用干净利落的文字里，将大悲大喜隐藏在平淡的段落中，任其自由翻滚，不动声色地展现故事的张力和独特魅力。

　　                                                          现实题材网络小说改编引人瞩目

　　六六的《蜗居》（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12月版）、李可的《杜拉拉升职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版）、鲍鲸鲸的《失恋33天》（中信出版社2010年1月版）……近年来，一批现实题材的网络小说及其改编的影视剧很受欢迎，对读者产生了广泛影响。

　　回到2014年暑期档荧屏，可谓是“激战正酣”，引人瞩目的是，目前全国省级卫视排名前三甲的电视剧《恋恋不忘》、《相爱十年》、《绝爱》也都全部改编自带有浓厚的“现实题材”色彩网络热门小说。

　　在湖南卫视播出的《相爱十年》改编自慕容雪村的著名网络小说《天堂向左，深圳向右》（九州出版社2014年3月版），原作是“非常残酷而现实的青春故事”，主人公基调灰色，对阴暗甚至肮脏的人性不加掩饰，也正因为这些特质，它受到了很多网友的追捧。

　　跟《相爱十年》气质迥异的《绝爱》和《恋恋不忘》则是网络小说拥有大批拥趸的另一类型：架空现实的纯爱。《绝爱》改编自笔名为“自由行走”的经典网络小说《第三种爱情》（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7年11月版），原作属于“虐恋”小说，靠优美的文字和哀伤的幻觉取胜。

　　这些作品所获得的市场效应表明，文学的社会效应首先是题材效应，文学的精神之根是深植于现实生活的，接地气，表现一个时代，是优秀文学的品质。这些网络小说的出现也表明，网络小说不只是玄幻、盗墓、武侠等娱乐化类型小说的代名词，它也有入世的现实关怀；网络小说不只有“轻逸”的休闲、情趣化特点，也有令人“沉重”的深层文化之思。

　　                                                          波澜壮阔现实题材创作有待提升

　　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曾说：“小说可以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它确实在企图再现人生。”又说，“小说家如果没有对现实的感觉，就不会写出一部好小说”。

　　诚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一些优秀的作家写的作品确实和当下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说关系不大，离现实比较远。比如说王安忆，我们都很喜欢她的《长恨歌》（南海出版公司2003年8月版），但是《长恨歌》和今天的现实几乎没什么关系。再比如莫言，他的《檀香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8月版），和我们的现实也没有什么多大的关系。

　　不过这是多年以前的作品，近几年我们发现另外一种情况：不少优秀作家的写作都开始回归于对当下现实的关注，这是大家不约而同的一个现象。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文学评论家梁鸿鹰说得好：“面对波澜壮阔的现实生活，如果作家们漠然置之，如果对现实的变化只局限于肤皮潦草的了解，或者即使不缺乏生活积累，但在艺术提炼方面办法少、能力不足，现实题材文艺创作的水平仍然很难得到令人满意的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回归“现实题材”创作，中国作家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