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学术界，性学一直处于边缘地带，本土理论则几乎是一片空白。

      有“中国性学第一人”之称的社会学家潘绥铭曾经感慨道，西方理论无法对中国人的“性存在”（Sexuality）做出合理的说明，本土理论则几乎是一片空白。理论的生成，是从大量的一手材料开始的，对于性社会学这样的学科，一手材料主要是来自于抽样调查的数据。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从2000年开始，针对中国成年人（包含流动人口）的性行为、性观念、性关系开展过三次全国随机抽样调查（2000，2006，2010）。最近一次调查，除了包含18到61岁的成年人，还涵盖了14到17岁的青少年人群（包含校内外少年）。潘绥铭、黄盈盈对这三次调查的结果进行汇总与分析，然后成书《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下为《性之变》）。

      在早期论文《中国人“初级生活圈”的变革及其作用》中，潘绥铭系统地描述了性与生殖、爱情与婚姻、性与婚姻、爱情与性、性与社会性别这五种相互关系的变化情况。《性之变》可以说对这篇论文的延续，不过相比之下，2000年以来他所进行的三次抽样调查要更为细致，涉及范围更广，究其原因是“性存在”的概念在十年后更为成熟。

      “Sexuality”为潘绥铭最早引入中国学界，在《性之变》中他重新将其翻译为“全性”（这个翻译相比于“性存在”并没有在学界被广泛使用，所以后文继续沿用“性存在”的译法）。“性存在”是人的一个核心概念，它不但涵盖生物学意义上的性，还包括性别认同与性身份、性取向、性爱倾向、情感依赖等内容。在《性之变》第409页“调查问卷的设计”中，我们看到一张关于“性存在”繁复、细微的结构示意图，由此可以知道2000年以来三次抽样调查在问题设计上的周详。

      对于这样一本以统计分析为基础的专著，作者说，“与其在技术上好高骛远，不如在思路上独出心裁；与其在细节上精益求精，不如在分析中入木三分；与其在叙述中循规蹈矩，不如在讨论中发人深省”。在书中不乏此类例证，比如2010年的调查问卷中新增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在最近12个月里，在‘性’方面，您有过觉得压抑、焦虑、不痛快的情况吗？”通过统计结果，我们可以发现整体性压抑的比例较高，男性的性压抑多而女性少。但作者并没就此作罢，而是将年龄与性压抑进行对应分析发现，30到39岁的在婚（含同居）感到性压抑的人最多。这样，就把性压抑的感受与性期望联系起来（性压抑来自强化的性期望）；从“婚前有性总计”比例的结果可以看出，在男性中职业等级越高的人，发生婚前性行为就越多，越低越少；而女性则跟学历有关，学历越高婚前守贞比例越多，越低越少。《性之变》对此的分析是切入社会阶层的讨论，“中国的体力劳动阶层的男性，与其说是更愿意‘婚前守贞’，不如说是更不容易寻求到婚前之性”；女性则是试图接受更多的教育来应对女性就业越来越困难的当今社会，因此她们更为不愿意由于婚前性行为而“因小失大”。在《性之变》中，随处可以看到关于社会阶层的分析与对主体感受的重视。

     《性之变》全书分成多个专题，涉及“性存在”的方方面面，其中还包括非主流的性关系以及青少年性状况，最后一章通过计算 “性存在”的总分和分析，说明性的价值在中国已经得到主流社会的承认，主体的感受和性快乐越来越受到重视，性文化也越来越多元化。从这些分析和结论可以看出，《性之变》是“性存在”这个西方性学概念在中国本土一次全面的展示，至于书中所提及诸如“缘”、“性福”等有着丰富内涵的本土词汇，还有待性学界进一步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