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学 需 要 养 护

                                    记者  梁松涛

记者：首先祝贺你的长篇小说《时光照着我的脸》出版。

秋野：谢谢。

记者：据我所知，《时光照着我的脸》是你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能否先谈下你创作这部小说的最初的一些想法？

秋野：谋划这部小说之前，我准备要写的是另外两部，一部是都市题材的长篇，也写了十多章，后来在断断续续的写作过程中，我发现我写的都市是一个不成型的都市，一个不具文化浸染的都市，只是一个水泥森林，一个无序喧嚣的聚集地。这种都市，现在我们处处可见，于是，我不敢再继续写下去了。放弃了这部长篇的写作，我又准备写一部乡村题材的长篇，动笔之前的半年间，我曾有意无意回过几次故乡，不回不知，不看不觉——乡村已离我太远。说实话，乡村已不是我少年时期生活过的乡村，也不是我想写的乡村，我无论如何是写不了的。之后，我便搁置写长篇的计划，一个时期甚至放弃了写长篇的念想。

2011年秋天，一次外出坐在汽车里，无意中看见田野上两副突兀而显得孤单的井架，同行的朋友告诉我这是新区某某煤矿。我仔细地看看，围绕两副井架，散落着几处高矮不整的建筑，建筑之外方方正正的一圈围墙，围墙之外便是绿色的麦地了。远远看去，在深阔田野上，煤矿竟如此孤单和微不足道。我不觉然就想到过去的煤矿，想到我工作生活的煤矿……从这天开始，我便不自觉地开始构思《时光照着我的脸》。

记者：现在的新型煤矿，不再像过去体制下的煤矿，过去的煤矿各种配套建制和建设齐全，职能过多，负担偏重，影响和制约着煤矿企业的发展。请问，你为什么不选择现代模式的新型煤矿，而是选择旧模式下的煤矿呢？

秋野：现代模式新型煤矿我不熟悉，旧模式的煤矿仍还存在着。

记者：过去读过你不少煤矿题材的作品，但那都是些短篇和中篇，印象很深，完全体现出你对煤矿题材的小说创作的一种风格，能简要谈谈你自己对这部同样煤矿题材的长篇的一些看法吗？

秋野：这令我很为难。我很少谈自己的作品，偶尔，我也想做老王卖瓜，但我怕影响别人的味口。至于这部长篇，我同样不能说什么，我只能说这部小说是一部70后矿工的成长史。其他的还是由读者去说罢。

记者：能否谈谈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的区别，以及你在创作中的体会。

秋野：几乎所有高水平的文学课中都讲到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的区别，那就是长篇小说写命运，中篇小说写故事，短篇小说写片段，这已是一个不争的写作招数。

正如你所说，《阳光照着我的脸》是我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对我而言，整个写作过程既新鲜又谨慎，既兴奋又胆怯。也曾在情绪上和叙述上失控过，也曾逻辑思维上和结构安排上错位过，由于“命运”二字悬在我的脑际，还好，我及时地扭转了失控，校正了错位。

长篇小说的核心要素就是命运，我个人理解，一部长篇小说首先是写人的命运，而人是有着属性的，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种族、地域和时代，有个人的信仰和理想。一个人的命运，可以折射出一个民族的命运，一个国家的命运。一个人的信仰和理想，与他所生存的时代是无法脱离的。进而，作为一部长篇小说，既要写出人的命运感，又要展现出时代的图景。人的命运是置于时代之中的命运。我想，任何一个作家的写作都不可能回避时代，脱离时代的。

记者：你这部长篇从七十年代写到零零年代，四个年代，共35章。其中七十年代8章，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各10章，零零年代7章，这种结构的安排是有意识还是自然形成的？

秋野：这种结构既是故事的需要，也是时间的需要。并非我在谋篇布局和把握材料上的有意而为，与技术层面上的考虑无关。作品中的时间是由1976年开始，至2006年结束，前后两个年代均少了四年，自然而然，章数也就少于中间两个年代。时间是容器，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固然就装不进那么多的东西。

记者：对于小说中的人物，你自己比较喜欢哪一个？

秋野：比较是一个不公平而又会使人尴尬的词，让我用在这里很不合适。所以，我只能说，读者喜欢哪一个，我就喜欢哪一个。

记者：能谈谈赵大伟这个人物吗？

秋野：赵大伟不是一个人，是个群体。为什么我不说赵大伟代表一个群体呢？因为，在我看来，代表一词显得不真实，不够鲜活，生命力不强。我在矿区生活了近三十年，而这个时间段大部分也正是《时光照着我的脸》所写的三十年，三十年我认识了一群赵大伟。选择七零后这个群体，不仅仅是我熟悉这个群体，对这个群体有着丰盈的认识和感悟，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个群体是煤矿劳动力的一个黄金群体。他们普遍文化程度不高，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初中、高中或技校毕业；他们愿意不愿意，都得干着煤矿生产一线的工作，待习惯了缺少阳光的劳作环境和艰苦的劳作方式，他们制造和享受着他们的快乐，自觉和不自觉地珍惜着，一份属于他们的工作；他们因为缺少阳光，所以，他们渴望阳光，从不因为黑暗亵渎他们的职业，他们活得很阳光；他们不太在乎外面的东西，繁花似锦的世界不属于他们；他们有着他们的天地,有着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有着他们的时光留痕……我一点也不矫情地说，他们都是我的兄弟。

记者：恕我直言，读了前边10章，我看不出后边应该看到的，直到读完最后一章，我才觉得这部小说需要一个完整阅读，才品味到它的精彩和深度。你对此看法如何？

秋野：坦率地讲，我是传统的。我个人认为，一部长篇，当结构不能服务故事时，当情节不能表现人物时，这部长篇的成功的概率就会很小。故事是靠情节拉长的，尤其人的命运故事，人物是靠细节立起来的。何况这是一个人的成长故事，我不想玩技巧，循着一个人成长脚步，由时间推动叙述，是我唯一的选择。

记者：读了这部小说，我有一点替你遗憾，我觉得你完全可以写成三十、四十万字以上，甚至更多。你是追求一种凝练和精致吗？

秋野：一稿完稿后，我回头看了一遍，也觉得有点可惜，连原计划的二十五万字都没达到。二稿时，我不仅没增加，反而还删减了两万多字。也不是像你说的追求凝练和精致，我认为，既然故事讲完了，而且过程中又不怎么缺筋少骨，就完全没必要再加进些多余的东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长篇写作速度的把握问题。这个速度是技术层面的，长篇的速度不同于中短篇的速度。由于惯性使然，写作过程中，我不可避免地自觉和不自觉地在两种速度中交替前行。速度让我忽略和丢掉一些闲散的叙述，一些不太灵光的情节，自然便有了现在这个长度。

记者：你从动笔到完稿，这部长篇写了多长时间？

秋野：我这个人有几分惰性。构思成熟后，我计划2012年冬天猫在家里开始写的，可迟迟动不了笔。2012年春节刚过，我便去了鲁院学习。在鲁院的第一个月，我写了两个短篇，接着准备写个中篇，结果，由于我的惰性，加之学习时间紧张，又一个月过去，中篇也没动笔。一次饭桌上听说班里有几位同学正一边学习，一边写长篇，我很受启发，也开始动笔写我的长篇。写了前后两章之后，自觉写得不沉静，情绪上不够稳定，整个文笔是飘忽的，语言的现场感也不太准，于是又放了下来。后来，我想干脆先写个提纲吧，就写了一个三万字的故事提纲。从鲁院回来，我仍没着手写它，又写了两个短篇之后，直到年底才正式动笔，写作时间同样是冬天，但相隔了一年。我写作的速度很慢，到2013年春天完稿，整个写作时间算起来半年之多。

记者：；听说你原先的书名不是现在的书名，你对现在的书名满意吗？

秋野：说起书名，让我哭笑不得。原先的名字叫《父亲让我闭嘴的年代》，书稿交给出版社两个月后，突然接到通知让我改书名。个中的原因就不说了。当时我很郁闷，郁闷的是我绞尽脑汁再想不到一个比《父亲让我闭嘴的年代》更让我得意的名字。焦虑了半个月，我才决定定下现在的名字。无奈。

记者：写作这些年，你的体会文学在当下处在一种什么处境，能谈谈吗？

秋野：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也在不断演变和发展。这是－种规律。首先，随着文学阅读的群体趋于年轻化，追求娱乐化、图像化、浅俗化、电子化，这样就势必影响着文学格局的变化，传统的纸质文学受到新媒体文学的挑战，纯文学虽然仍为主流，但网络文学盛行也不可忽视。其次，文学的多样性和使命感也在变化着……这些年，各种言论兴起，什么文学已死亡了，文学边缘化了，文学沦落到书柜里了，文学由多功能变得无功能了，等等，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文学还是文学，莫言照样获诺奖，许多影视作品还依赖着小说。不要赋予文学太多的负担和责任，文学有它独特的生命和自身的功能。允许对文学指责、批评、冷漠，但我们不要忽略了，文学不仅需要呵护，同样也是需要养护。

记者：能谈谈你今后的写作打算吗？

秋野：我说过我这个人有几分惰性，即便打算再多，怕也不能如期完成。我只能说，顺其自然，不在于写多少，也不强迫自己要写到什么份上。相比写作，我今后可能更侧重的是读书和行走。读些喜欢的书，读些让人安静和不安静的书；行走在亲情之间，行走在能走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