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几分钟，2012年就过去了，新年的钟声将敲响。

自2009年中秋节以来，李宁及哥哥、爸爸，以及其他亲人所度过的每个节日，其心绪之凄苦，外人难用语言尽述。

“我直到现在都不敢看妈妈的照片，”李宁说。她的母亲，至今仍躺在冰冷的殡仪馆里，这时刻都使女儿的心揪紧。但沉冤未雪，还靠尸骨还原真相，家人也只能苦捱这样的煎熬。

自12月20日我到龙口法院调阅据称“判了三人，一人缓刑另二人各两年半”的判决书遇阻以来，各界人士给予了很大关注，尤其是12月23日召开的法律研讨会上，知名人士如王克勤、周泽、许丹、伍雷、胡益华、吴淦、王飞、郝立东、李鸣声、章建勤、肖国珍等不辞辛苦倾力相助，令我感动不已。

我，前述各位，以及很多未提及名字的人，都在努力。

本声明，中心思想也只有这一句：我们在努力。

另外，想对“拒不出示判决书”以及相关程序问题，做一个法条上的解释。

因研讨会召开以来，很多网友提出各种问题，质问为何被害人家属拿不到判决书，是否律师未把法律条文跟公检法机关讲清楚所以遇阻？——我的微博，因是向法律界的求助，这些问题对专业法律人来讲无需解释，故未详述（我在龙口法院及公安局，已将相关法条向接待人员重申过多次，这实在是很浅显的法理），但很多非法律界网友，心存疑问。

原想在律师团队人选最终确定后由全体律师一并解释（因各位律师较忙，与家属签署委托协议的时间稍长了些，见谅，但工作一直都在做），然而，27日晚，我在炜衡所的直属领导、我律师路上的引路人李肖霖律师看过我微博后对我严厉批评，“为什么不把重要的法律依据写出来？！写辩护词或任何法律意见，要把读者设定为非法律人士，要让普通人都能看懂！”——故，在手边事情忙碌告一段落后，于今日解释如下。

一、 获得判决书是被害人的法定权利。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 当庭宣告判决的，应当在五日以内将判决书送达当事人和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定期宣告判决的，应当在宣告后立即将判决书送达当事人和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

那么，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包括哪些人呢？

《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本法下列用语的含意是：……（二）‘当事人’是指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

获得判决书是被害人的法定权利这一阐述，还可以从另一个法条中得到支持：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的，自收到判决书后五日以内，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自收到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请求后五日以内，应当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并且答复请求人。”

因此，被害人是有权在宣告判决五日内，获得判决书的。那么，如果被害人没有获得，当被害人的律师持有被害人法定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律所函、律师证来调取判决书的话，法院应当提供。

总之，判决书对被害人，以及被害人的委托代理人，绝无保密可言。

【注：关于诉讼卷宗的查阅，有一个法律体系内部的错误障碍，即法院往往拿《人民法院档案管理办法》来对抗律师或当事人查询，个人认为这属于对《人民法院档案管理办法》的误读和滥用，与上位法相冲突，应根据《立法法》的原则，适用《刑事诉讼法》。实际上，新修订的、2013年1月1日生效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公众可以查阅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内容除外。”——这在事实上已经消除了对《人民法院档案管理办法》的误读。此问题非本案关键，不赘述。】

二、 公安局应当告知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名字。

我去龙口市公安局查询李淑莲被害一案的犯罪嫌疑人名字时，遭到拒绝。修先蒿副局长称，“我们卷宗已移送检察院，我们这里没有卷宗”，我当时就以下面一个法条来申辩，要求其查阅侦查卷宗后告知我方犯罪嫌疑人名字：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六十三条：“侦查终结后，应当将全部案卷材料加以整理，按要求装订立卷。……向人民检察院移送案件时，只移送诉讼卷，侦查卷由公安机关存档备查。技术侦查获取的材料，需要作为证据公开使用时，按照规定采取相应的处理。”

我申辩的结果，你们都知道的。

三、 本案中，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几乎完全被剥夺。

本案在刑事诉讼阶段，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几乎完全被剥夺：不知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名字、对检察院阶段、法院诉讼阶段全然不知情。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人的意见。”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一十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内，应当告知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其近亲属、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判后，应当进行下列工作：……（四）传唤当事人，通知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传票和通知书至迟在开庭三日以前送达；【获得通知权】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开庭的时候，审判长查明当事人是否到庭，宣布案由；……告知当事人有权对合议庭组成人员、书记员、公诉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申请回避；告知被告人享有辩护权利。”【申请回避权】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公诉人在法庭上宣读起诉书后，被告人、被害人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进行陈述，公诉人可以讯问被告人。”【发表意见权】

“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向被告人发问。”【询问被告人】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对证人、鉴定人发问。……”……【质证权】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质证权、发表意见权】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条规定：“经审判长许可，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互相辩论。……”【辩论权】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权、提交证据权】

司法实践中，刑事诉讼中确实有一个倾向，即：由于有控方检察院的主导，使被害人在法庭上的地位有所弱化，但被害人的权利是完全存在的。

那么，被害人的诉讼参与权被严重剥夺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很遗憾，在审判监督程序中，程序违法非“应当重审”的情形之一（见《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故，并不当然导致重审。

不过，本案因为事实上的重大疑点，如果有判决——即：真真正正法办了几个人且不管这几个人是否替罪羊，也应当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二）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而重审。

本案事实上的重大疑点有很多。在此只提一处：据李宁披露，称其母自缢的“门框”，其实是整体的门，并不存在一个能穿过秋裤去的“框”。如这一事实属实，仅靠此一点就当重审。

四、 本案现在不能再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本案，有网友建议，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以此为理由向检察院获取被告人的名字。这是不适当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八十九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后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提起。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在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没有提起的，不得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可以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本案严格来说，要提起国家赔偿。

五、 关于本案后续法律行动。

本案后续法律行动，我们参加研讨会的法律界人士，一直都在沟通。

在搜狐年会上，胡益华律师还和李肖霖律师谈起此案的办理思路。后来，不知道哪位大侠跟李肖霖律师讲我写的微博丝毫没有法律依据，不专业云云，导致我从搜狐年会召开地、保福寺桥的辽宁大厦与李律开车出来后，他从保福寺桥一直批评我到颐和园。我声辩说我跟法院讲了某某条款，他立刻反驳，为什么不提另外某某条款呢？——我跟这样的刑辩大腕兼领导兼师长的辩论，其结果，你们是知道的。某位大侠呀，我是他团队的律师，您批评我等于批评他呀，他多没面子。他这一通火发的……，几乎是三年来最严厉的一次批评，压根不容我解释。

言归正传，我们本案律师团队一个总的原则是：我们严格在法律框架下维权。我们相信法律。

至于具体的行动，大家看吧。

【注：本声明所引用法条，为2012年修订前的《刑事诉讼法》。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我引用的条文无修改，仅法条序号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