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病之时，我总想起已故好友周郿英，想起他躺在病房里，瘦得只剩一副骨架，高烧不断，溃烂的腹部不但不愈合反而在扩展……窗外阳光灿烂，天上流云飞走，他闭上眼睛，从不呻吟，从不言死，有几次就那么昏过去。就这样，三年，他从未放弃希望。现在我才看见那是多么了不起的信心。三年，那是一分钟一分钟连接起来的，漫漫长夜到漫漫白昼，每一分钟的前面都没有确定的许诺，无论科学还是神明，都没给他写过保证书。我曾像所有他的朋友一样赞叹他的坚强，却深藏着迷惑：他在想什么，怎样想？”

如果不是看到徐晓的《半生为人》，我大概不会重新去翻阅《病隙碎笔》，不会从中抠出这个在阅读的当时几乎没有留下印象的名字，周郿英。这个人，没有被录入搜狗名词，也没有百度词条，与他相关的搜索结果约有5570个，绝大部分与两个关键词联系着，《今天》，《半生为人》。前者将他和当代中国文学史上一些闪光的名字排列在一起，而后者则是以一个崇拜者的角度，一个妻子的角度，从侧面望见了这个人的一生。

看完这本书之后我很想写点什么，却抓不到重点，并非这个人没有可供着墨的地方，可是著书立传长篇大论似乎又略显苍白。他的人生那么短——这是揣测的，我甚至没能查到他的生卒年，仅以其过世时孩子只有六岁为判断。出于某种维护的心态，我不愿意将重点落在他的疾病上，但的确又是回避不了的生命的大背景。这样的人生，这样的生活，注定了是暗夜里唱歌，黑布上作画。

周郿英从十岁起被诊断为淋巴肉瘤，三十多年后证明是误诊，多年来被当做癌症病人所进行的破坏性的治疗，有如一双死神的手将他拖进无望的深渊。所以一开始徐晓见到他，便已经在他身上嗅到了所谓“绝望”的气息。

在《半生为人》的开篇《永远的五月》里，徐晓这么回忆她和丈夫的第一次相见：

“当时他在和谁说话，说什么我已不记得，但我记得他的姿势和表情。两臂抱在胸前，冷峻、若有所思—这是他的常态。在他死后这些漫长的日日夜夜中，我曾竭力回忆我们相识以来共同度过的日子，有许多细枝末节都淡忘了，唯有他的形象、姿势、动作、表情会从记忆中凸现出来，挥之不去。有时候不经意时，他会突然向我走来—推着那辆叮当乱响的破车，慢悠悠地向我走来；挎着那个破旧的黄书包，一肩高一肩低地向我走来；穿着那件草绿派克式大衣，步履沉重地向我走来……冷峻而若有所思。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他的呼吸，甚至他的气味，那种感觉是无法形容的。每当这时，我会反省以往把“绝望”这个词使用得太轻率……”

可以想见，一个从十岁起就被宣判极刑的人身上可能携带的气息。我闭上眼睛似乎就能看见他的表情。绝望无疑是危险的，而危险往往具有诱惑力和神秘的美感。所以在那个初次见面的下午，徐晓心里想，要让这个人爱上自己。

然而直到他死她也没有等到这句话。她是那么后悔那天清晨没有像往常那样守在丈夫的床前，仅仅是一天、甚至一个小时的错失，就使她失去了和他道别的机会。也失去了她想象中一定会有的告白。

无意于追究他们之间感情的成分，就徐晓单方面的叙述来看，语气里更多地透着崇拜者对仰慕对象的痴缠。尽管时隔多年，她依然那么幽怨地写着初识的那些日子里，自己是如何的自卑，为了走不进这个男人的内心而自卑。她羡慕他与朋友的默契，渴望得到他的关怀和呵护。她说他们互相苛求，将完美强加于对方，互相折磨，痛苦但又执迷不悟。就我有限的感情经历来看，这应该是爱情吧，我们总是对友人宽容而对爱人苛刻，对外大度非常而对内则极度敏感容易受伤。

阅读能让人获得快意，因其里面提到的人物在今看来是如此光彩夺目而遥不可及，阅读者好像得以穿越时代成为了历史的参与者。他们那时年轻而躁动，苦恼不堪又踌躇满志，没事儿就聚在一起谈论文学与理想，喝二锅头下花生米。那个时代已经远去了。那些人也远去了，有时我深感虚无，茫茫文海，两三点笔墨，留下了什么。更何况还有那么多的人，如同周郿英夫妇，仅作为微茫得不能再微茫的点，作为时代背景的一角，那点痕迹，迟早要在历史滚滚的车轮下被压得魂飞魄散。前些天看程浩的《地狱在身后》，他说写作是为了不想让身上的伤痕变得毫无意义。追求意义，换句话说就是追求价值。的确，若要证明什么，唯有作品二字稍有说服力，但我很怀疑这点意义的消失，恐怕并不比其他方式来得缓慢。同样身受疾病的折磨，为什么周郿英没有像他的朋友史铁生那样拿起笔，尽管那是真正的文学青年的好时代，大家读书，读好书，写作，纯粹地写作。周郿英的名字只出现在《今天》的编委里，出现在朋友们后来的追思里，以及妻子的怀念笔触中。

写与不写，我更倾向于是本能使然。与意义无关，与价值无关。

徐晓的笔下，丈夫周郿英是一个这样的人。对物质蔑视，对名利淡泊，对朋友慷慨，自己却极度节俭，甚至在病重危急之时，他还不接受朋友的还钱，理由是，朋友肯定是因为听到自己病重而四处凑的。

可以想见，他追求精神的至高境界，近乎冷漠残忍。对妻子为分房紧张感到不可理解，且认为妻子不需要打扮，孩子不需要看电视……总得说来，他认为一切物质都是可有可无之物。其实我很明白，这是因为他不愿意依赖于物质，依赖会使人脆弱，而一个久病缠身的人，一旦脆弱则等于对病魔缴械投降。

“如果说他的淡泊、退避、极端是他赖以生存的策略——每个人不都有自己赖以生存的策略吗——他是成功的。”

在周郿英去世很久之后，徐晓反思他的一生，然后这样写到。

是的，淡漠也好，退让也好，那是他唯一的武器，也是他得以保有尊严的途径。

他只能淡漠。他也成功了。

徐晓近乎自虐地回忆着，他们的婚姻里她的种种委屈心酸，诚然人的一切行为从根底上无不出自于利己主义，爱、牺牲精神、或是道义责任。但她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付出了，不求回报，但求一点点肯定。记忆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回忆的篇幅都像是日记，一字字都是情绪，那么满，那么不顾一切，就像一张来不及修饰的脸，袒露着眼泪的痕迹。因而读到这些，我有点不耐，觉得全无文学美感。

但有什么比切实的生活体验更打动人呢？日日夜夜的陪伴，历经辗转地求医，为了一点希望而奔波千里……经年之后仍然矛盾困扰，不停反刍当年的经历，问自己，坚持让丈夫多做两次手术，坚持让他用药，是不是错了，是不是带给他更多的痛苦。

离世之人不会给你任何答案，所以这种追问注定了像一场漫无尽头的酷刑，时不时地发作，折磨着人心。后来她以她的坚持为儿子带来了珍贵的与父亲相关的三年记忆，为这一点渺茫的记得，来安慰自己的努力不是枉然。

那些关于疾病的记录是触目惊心的，我不得不自惭形秽，越发认为自己平素的痛不值一提。病床上躺了三年，大半年没有吃东西靠输液进食，可是进去的同时几乎立即就流失了……很难想象这是怎么支撑下来的。我知道营养液的滋味，仅仅一瓶都可以叫我头疼欲裂。能够对抗这一切的，恐怕也唯有淡漠。但凡一点感情与挣扎，惧怕或是意图征服，都可叫人意志瓦解。他只是承担，实在也别无选择。

“他在病床上躺了三年多，神志清醒，肢体没有障碍，但他软弱无力，疼痛万分。忍受已成了他的习惯，他的性格。在安乐死和与疾病斗争两者中间，他选择了后者——用勇敢和尊贵的方式与疾病周旋到底。精神好点儿的时候他能看看书，差点儿的时候就听耳机，再差一点儿就闭起眼睛。他总是静静的，没有人听到过他喊叫或者呻吟，‘打碎门牙往肚里咽’是他的看家本领，让所有人都走开一个人静静地呆着是他的拿手好戏。”

“他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轻易喊医生或护士，常常是高烧三十九度还没人知道。下胃管对于他好像是吃面条，不管什么样的治疗，不管是年轻大夫，还是实习护士，他总是说：来吧，没关系，一次不行再来第二次，第三次……他手臂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说什么都很多余了。徐晓在文中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句名言，“我只害怕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怎么算配得上，怎么算配不上呢？苦苦忍耐难道就比脆弱哭泣来得高贵？相较于承担二字而言，一切世间的衡量都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我过去也不许自己哭，现在允许了，因为哭不哭，日子都会继续，这是无妨的事情。命运选择了你，没有办法推诿。哭不哭，写与不写，非关顽强与否和价值所在，都是出自于本能，自己为自己选择了可能范围内最舒服的方式。可以说是自尊让人学会忍耐，也可以说是忍耐让人获得尊严，这是分不开的，也是一个对生命有所觉知的人所能够拽紧的最后一块浮板。

最后的日子里，他变得敏感脆弱，容易快乐，也经常落泪，更会发脾气。时间将至，人慢慢恢复孩子的心性，单纯至极。他死的那天正好是他的生日，清晨，没有遗言，无人在侧。

据说每个人都应该从容地面对痛苦，因为上帝最终对一切人都是平等的，他绝不把你承受不了的东西强加给你。这是伪真理，等于废话。压根就没有平等与不平等，承担得起与承担不起。老子说“天地不仁”，我觉得天地也没有“仁”或是“不仁”，没有这个概念。不幸之于个体，遭遇就是遭遇，哪怕它过后看来是天大的愚弄，完全可以避免，但都是无用的感慨。一己之身，唯有接受。

尽管周郿英的经历使我动容，但我也深信无数这样的命运正在发生，并且来不及、没有机会被笔墨记录。这些人来了，走了，正如我们每一位，无论是否曾经发光，都将无可避免地在人类历史中，如星尘于浩瀚宇宙间悄无声息地消失。追求意义必定落入虚无。然而虚无本身也是意义的一种，回避它和拥抱它毫无区别。唯有那些离开的人，才能真正走出这个诡谲的棋局。

“我曾经以为，死亡使我懂得了生命和爱。但是当我牵着我幼小的儿子站在丈夫的遗体前、陵墓前，当死亡的事实离我越来越遥远，而死者的存在却离我越来越切近的时候，我才真正懂得，关于时间，关于生命，关于死亡，关于爱，需要你付出毕生的代价去体验。有所体验就够了，你甚至不要指望能把它们搞懂。”

有所体验就够了。人生在世，就是全部。